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土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以农立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生产模式下，农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思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意味着拥有了一方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
古人云：“工者有其薪！农者有其地！商者有其利！”天下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职，才是社会运行的最佳状态。因此，“有其地”就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的共同理想。农民土地关系到政治的稳乱、经济的兴衰。
为了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提出“平均地权”，朦胧地表达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孙中山虽然参照苏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经验，在“平均地权”思想的基础上，又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努力目标。但他又害怕地主起来反对，于是采取折中的方法，就是先向农民宣传，让其慢慢觉悟起来，然后“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孙中山的认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患贫而非患不均”，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们“求生存”的力量。他还认为地主“现在都是稍历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觉悟，而一般贫民全无觉悟”。
于是孙中山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让农民得到土地”； 第二句话叫“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两句话才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完整的表述。他认为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只能到将来用“和平”办法加以解决，这就否定了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斗争，尤其是否定了农民通过革命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也就是说孙中山希望搞和平土改，是让地主也不吃亏的土改，走改良路线。
中国农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求温饱，一个是求土地。蒋介石和国民党想过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想过减租和土改的问题。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和地方之间名统实散。1928年底，东北易帜，南京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各派系以及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20年代末30年代初，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
蒋介石只控制了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浙、苏、皖、赣、闽、沪五省一市的地盘，而阎锡山割据山西，李宗仁、白崇禧盘踞两广，刘湘、杨森控制四川，张学良陈兵华北，冯玉祥统辖陕甘，以及广东的陈济棠、李济森，湖南的唐生智，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新疆的盛世才等都是拥兵自重，蒋介石费尽心机，力图削弱、取消地方势力，但终未成功。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很难在全国推行土改的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为适应形势需要，继续宣扬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企图以温和的手段，逐步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消饵农民的反抗情绪。
1927年国民政府曾颁布了一个《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不能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的40%。
1930年国民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能超过375‰，在历史上通常称之为“三七五减租”。然而政策却遭到城乡地主们群起反对，一些政府高官的也支持，拖了六年才实行，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
1946年4月29日，内战将要发生，为了争取农民，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规定“按土地种类和性质，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对于私有土地，得斟酌地方情形。”对触动地主的土地私有权是小心谨慎的。
1946年10月25日制定公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 规定：“无主或地主逃亡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征收，分配给农民，缴价承领的办法。”但又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在政府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有现耕农民继续佃耕。”也就是说只有无主或逃亡地主的土地农民才有可能获得。农民空欢喜一场。
粗略统计，20世纪30年代，北方占人口3%—4%的地主拥有全部土地的20%—30%，而占人口60%—70%的贫农，仅拥有全部土地的20%左右。南方则更甚，占人口3%—5%的地主拥有全部土地的40%—50%，而占人口70%左右的贫农却仅拥有全部土地的10%—20%。
国民党的地方军阀不仅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关系密切，而且本身多是拥有良田百顷的大地主，他们怎能容忍蒋介石国民政府侵夺其租赋权力。所以对于政府的规定，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公开反抗，与他们讲土改，与虎谋皮，难于上青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通令减免佃农应缴地租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江苏北部找了四个县做试验区。可试验区刚成立，地主就不干了，他们给蒋介石、给南京国民政府写信、请愿，说自己8年抗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抗战胜利了，你还要我们承认共产党的土改，宪法不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吗？！经地主一叫一闹，国民党的试验区也就烟消云散了。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定了一个计划，国民党要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谁能够参加“劳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两种人，第一是农民，或者有农民家庭背景的人；第二是革命军人。蒋介石这是想让国民党从阶级基础上有一个变化。蒋介石还曾设想在全国成立土地银行，用“按揭”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48年，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宣称凡是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的地方，国民党收回以后，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但所有一切都只停留在计划和空谈领域。
蒋介石决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他说得很直白：“如果我们从地主手里拿走土地，赶走共产党岂不多此一举。”
既要照顾地主利益，又要使农民有土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到浙江奉化老家走了一圈他在日记里说：“22年了，奉化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国民党保守！”
蒋介石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在大陆最终失败就是没有进行土改，因而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
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的双赢主张做的，一边是地主把土地交出来，另外一边是政府把公营公司的股票交给地主，这就是和平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损失。不少地主知道股票是好东西，保存了下来，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业资本家。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的土改在大陆搞不下去？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要动的是大陆的地主，这些地主往往是国民党员，或者是国民党官员的三亲六故，怎么下得了手?
直到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土改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部四分五裂，坚决维护地主阶级自身利益，未做到“耕者有其田”。换言之，没能真正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是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根基，也是导致其彻底溃败的重要原因。
痛定思痛，后来国民党在台湾土改因为决心大、凝聚力强、阻力小，大刀阔斧，无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从而取得了成功。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农业大国，土地问题解决了，就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土地改革的胜利而打败了蒋介石。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而蒋介石也表示“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拉起手来”。
从孟子主张“仁政”到李世民讲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源远流长。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