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街头响起了巷战的枪声。

那一天，一个小姑娘正趴在窗口，看着楼下的解放军边警戒、边走动。她是多么盼望解放军赶快胜利啊，年幼的她并不懂得解放的含义，只知道自己的伯父就是解放军中的一员，伯父选择的军队肯定不会有错。

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做周秉德，而她的伯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在天津解放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并改回“北京”，周恩来也将他疼爱的侄女接到了北京读书。

1949年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在前一天，邓颖超将周秉德找来，严肃地跟她说：“我们共产党干部与历朝历代当官的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兵，而且绝不允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意识抬头！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不要想靠伯伯的任何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

当时年仅12岁的周秉德向伯母肯定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一次点头，便是她对伯父、伯母一辈子的承诺。

周秉德就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在入学之后，她恪守对伯母的承诺，从来没有以总理侄女自居。

学校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吃饭都是大灶，一个月的餐食费为7万块（旧币），洗漱用的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

周秉德是从天津刚刚搬过来的，从来没有在老解放区待过，而她同宿舍的室友都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她们特别能吃苦，特别守纪律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周秉德，令她也严格要求自己，不敢有任何放松。

当一个双休日来到，周秉德从学校回到西花厅，周总理正准备要问她学校的情况，她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自己的感受。

听完她的话，周总理欣慰地点了点头，邓颖超则鼓励她说：“她们身上有许多老区的光荣传统，你过去缺少这方面的学习和锻炼，现在能发现，就是进步的开始，要努力向她们学习。”

刚刚入学的那一个月，学校除了正常授课之外，还需要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做准备。

周秉德这里学会了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欢快、有力的歌曲，还学会了跳红灯舞。

红灯是红灯舞必不可少的道具，为了每个人手上都有一盏红灯，她和同学们找来了高粱杆儿和红纸，亲手制作红灯，这也是她第一次参与集体劳动。

1949年10月1日的午后，周秉德跟随着全校师生一起，怀着兴奋与自豪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当毛主席庄严地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周秉德和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民群众一起，热泪盈眶，互相拥抱。她们唱啊，跳啊，直到夜幕降临。在夜幕下，她们点燃红灯里的蜡烛，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献上了自己新学的舞蹈。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们的理想，也非常重视品德教育。老师们的谆谆教导让周秉德明白了有国才有家，作为新中国的主人就应当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

1950年的抗美援朝开始之后，师大女附中开展了宣传活动，好多同学都参加了志愿军。

周秉德被这无私的报国热情所感染，也前往了报名站报名。

“你叫什么名字？”报名站的工作人员问。

“周秉德。”

“几岁了？”

“十三！”

招兵的人立刻摇了摇头，说：“不行！年龄太小了！下一个！”

没有任何犹豫与等待，周秉德就这样被拒绝了，没有给她一点争取的余地。当她回到西花厅，将这件事告诉周总理，周总理哈哈大笑：“志愿军当然不能要你，你还是个孩子嘛，到了朝鲜，到底是你照顾别人，还是别人照顾你呀？”

“可是我想上前线打美国鬼子，保家卫国嘛！”周秉德委屈地说。

“愿望是好的，可也要立足于实际呀！祖国要人保卫，也需要人来建设嘛！你年龄还小，好好学习，将来有的是为国效力的机会。再说，抗美援朝的形式有很多，你也可以在后方积极宣传，鼓励适龄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嘛。”

周恩来的安慰与教导令她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师大附中与女附中所组织的剧团表演，有时在后台为演出打鼓、敲锣，有时也出演一些角色。他们以表演话剧、歌剧的方式，为抗美援朝宣传、募捐。

三年的初中生涯飞快度过，1952年，周秉德就要初中毕业了。

她的成绩非常优秀，考上高中完全没有问题。她的老师和同学都对她说：“以你的成绩将来高中毕业一定能去苏联留学！”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以能去苏联学习为荣耀，周秉德自然也不例外，她的母亲王士琴还是位俄语教师，一直期盼着女儿能前往苏联，将来成为一位医生、工程师或者作家。

可是，此时一部电影的上映改变了周秉德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改变了她的一生。

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在中国的上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中女主人公瓦尔瓦娜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哺育下一代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周秉德。

电影中瓦尔瓦娜到晚年时，她教育出来的孩子成为了医生、工程师、作家等等。周秉德非常感动，她也想为祖国教育出一位位杰出的人才！那几天，她天天哼着电影中的歌曲，做梦都梦见孩子们对她说“老师好”。

当她回到西花厅，周秉德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周总理与邓颖超宣布：“伯伯、七妈，我不想考高中了，我要报名上师范学校。”

“好啊！和我一样啊！”邓颖超非常高兴，“我原来也是做老师的，我16岁就老师了，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现在国家又这么需要。”

说完，她又把头转向了周总理，说：“我已经同意了，你怎么不表态呢？”

周总理看了看自己的侄女，然后对邓颖超说：“她得独立思考嘛，你说，我也说，这不是给孩子压力嘛！将来她后悔起来那就没办法了！况且秉德也得听听自己爸爸妈妈的意见，对不对？”

当周秉德回到家，将刚才的情况与父母一说，父亲周恩寿就像自己的大哥周恩来一样，没有表态，而母亲王士琴则表示了反对。

可是无论母亲怎么劝说，周秉德就是一句话：“我要上师范学校，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最终，一直不说话的父亲终于开了口：“既然你已经拿定主意了，我和妈妈都支持你。”

虽然父亲话不多，但是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1952年，周秉德如愿以偿被保送进入北京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当时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著名作家老舍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她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后，被分配到了北京东郊区第三中心小学当老师，实现了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