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哥不是我亲哥，是我中专老同学华的三哥，我也跟着叫。初中毕业的我急于走出农村吃上商品粮，所以放弃上高中考大学，在离家不远的城市读了中专。因为与华来自同县，又都是农村出身，四年朝夕相处，自然的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那是90年代初，中专毕业是包分配的国家干部，所以我们没有就业的压力，也不像现在年轻人焦虑于房车压力。那是一个没有网络、没有抖音短视频，也没有微博和QQ的年代，但却是一个文学梦泛滥的时代。我们看《读者》，追逐形形色色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学校阅览室里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诗刊》在众多文学青年的高强度眷顾下，都陈旧的有些肮脏了。偶尔在在那些至今已忘了名字的，由地县级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一首没有稿费的小诗或豆腐块散文，就能激动的好多天睡不好觉。

我的同学大明写了一篇思维极度跳跃，带有卡夫卡风格的作文，被语文老师当做负面典型在班上示众，却被我崇拜了好多年。我们挤在一张床上，在被窝里打手电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苦难中人们的生活，为少安少平哥俩的苦难与奋斗而激动，为润叶、小霞的爱情而流泪。受文学的影响，中专二年级时我报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中专毕业前就取得了大专文凭，不得不说大明那篇卡夫卡大作对我影响极大，生活在一个靠证书证明自己的时代，这张文凭也在我未来的人生中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读书时去华家爱玩过几次，华的家在县城郊区，房前屋后都种满了果树，特别是院中了那颗苹果树据说已有几十年树龄，让我好生羡慕。华家弟兄四个，再加上正值壮年的父亲，我亲眼见见过他家五个汉子在秋收的打麦场上一顿干掉了整只羊，只是我去的稍微晚了一下而错过口福。那时挺羡慕华的，羡慕他有三个哥哥，还有房前屋后的果树，特别是那棵枝叶繁茂的老苹果树。我常想如果我也有哥哥，就不需要一个人面对家中的那些农活了。

我没有哥，两个姐姐已嫁人，父母已逾五旬，每年寒暑假我都不得不匆匆赶回家，我需要面对的是麦收后十几亩地的平地，整圈的猪粪，春种前需要拉到地里的象小山一样的农家肥。即便是五一和十一的短暂假期也需要挤着班车赶回家去，种棉花、挖甜菜、掰玉米，我常想如果我也有个哥，就不会这么辛苦了……。还有我的文学梦，如果我家和华家有这样一棵高大的老苹果树，在大苹果树下思考一定会收获很多灵感，说不上就可以实现作家梦了。我在北方炎炎的夏日挥汗如雨拿着镰刀收麦，在冬季拉着人力车一车车往田里拉运粪土，那时我觉的自己只是一头牛，所以我写不出海子的那样触及灵魂的诗，也写不出汪国真那样隽永清新的散文，那些名家的小说我只能高山仰止。

那时，我对三哥的印象并不太深，依稀记得是一条高高瘦瘦精明强干的汉子，宝石蓝的牛仔裤洗的发白，人是极帅的，一点也没有农村人的土气。

二

外公有两任妻子，三女五男八个子女，我母亲是外婆的长女，小舅是外公最小的孩子，小舅与我母亲一个爹妈生的，是我亲舅。在我的众多亲戚中，小舅对我是最好的。对小舅最初的印象是我六岁，刚上小学，小舅就给我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人造革双肩书包。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80年，全村的孩子用的都是那种用土布缝的袋子，弄上两个布条能背在身上，歪好能装住书本就可以了。我那人造革的、颜色鲜亮的人造革书包成为学校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我的语文老师挖苦我说，背着最好的包，写的狗啃的字，使我第一次对自己那歪歪扭扭的字感到脸红，也觉的那语文45、数字63分的成绩有点对不起小舅，自此也就多了几分要把字写的认真一点，分数考的高一点的想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自己做作业了。

在此之前，我的作业有的是爹妈帮的写的，有的是我的几个姐姐帮的写的，现在想来，农村的重男轻女，对男孩子的溺爱是客观存在的。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影响到了我对教育的看法，当我为人父母时，孩子作业太重时，我会直接上手替孩子做作业、帮着应付老师，帮着造句、写作文，也算数学题。我认为只有让被教育者感受到施教者的爱，教育才可能有正面的效果，那种鸡飞狗跳的场面不是教育，只会制造叛逆和对立面。

我老家是河西走廊西北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与大家对大西北干旱的刻板印象不同，80年代时这里频遭水涝之苦。因为海拔低，两百多公里外的祁连山的雪水渗入沙漠戈壁，一直从地下流到我们这里露头，走在沙漠中突然见到一泓清泉也不算啥稀奇事。在我们村，修房筑院前有一道工序叫挖井，是的，是靠一个壮年劳力一天就可以挖出的井。五一前后别处的麦苗都能盖住脚面了，我们村中的地看过去还是一片沼泽，那些泡在碱水中的麦苗根本就没多少收成。

村里人基本同姓，都是我们一个宗族的，然而如同老子在《道德经》上写的，远和近、亲和疏，那都是相对的。人和人之间并没因为血缘有关系而变的更加亲近，反而矛盾多、是非多，村上经常吵架、打架的，反而是一母所生的那弟兄几个。然而宗族毕竟是宗族，我小时候与同村另一个娃子打了架，结果被我爹又胖揍了一顿，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打架，而是因为我打了“老子”。到父亲这一辈，我家在村上的辈份就是最小的，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明白。

老爹因为在旧社会读了初小（好像就是上了五六年学的样子），无意竟成了村上最有文化的人，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村上的“官”，不是队长，就是会计，虽然也曾几上几下，但终归是从十八岁一直干到八0年农村大包干。据说其间也有过一些进城招工的机会，就象《平凡的世界》上的孙少平一样，有过吃上“公家饭”的机会，但终归村上不能缺了他这个能人而被拴在村里一辈子。除了当会计、当队长，父亲还负责在春节时为大家写对联，在婚丧嫁娶时当司仪，在别人打架闹事时做调解。

80年农村大包干了，集体不复存在，我爹终于能放下村里的事，经亲戚介绍到外面的建筑队打工。有文化终归是一种优势，孙少平在煤矿当上了班长，我爹一来就干上了建筑队的会计和保管。一年多后老爹终于对生养自己的村庄产生了厌倦，带着我们全家搬到了同县的另一个地方。这地方虽然还是村子，但已大有不同，首先就是名子听起来很洋气，叫“农科站”，大概可能以前上面在这里办过“农业科技推广站”之类的机构，机构和人都撤了，名子却留了下来成了现在村庄的名子。

村子旁边还有一片工厂，按现在的说法可以叫“开发区”或“工业集中区了”，里面有冰棍厂、罐头厂、榨油坊、修配厂、木材厂、饲料厂等。说是厂，实际也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可以做冰棍、雪糕、罐头，帮农民榨油、加工木材、修理农具等等。但这对一个在纯粹的农村生活了十年的人，这无疑就是工业，住在工业区旁边，也算见了大世面了。

搬家给家里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村子太小，没有学校。还在上学的我与小姐不得不投靠亲戚。小姐投靠的是我一个姨父家。说是姨夫，实际是我爹的一个干儿子的父亲，至于干儿子，缘于许多年前我爹偶尔在湍流的水渠中救上来的一个孩子，我爹救了人就走了。多年以后我想这可能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十八年后孩子长大，他的父母终于打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子，于是我爹就多了一个干儿子，我们家也多了一门亲戚，还怪亲的。听起来像小说一样，但确是真事。

而我投奔的对象就是我的舅舅。在舅舅家读书的两年，是与小舅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是1984年，小舅还没结婚、也没对象，常年在外打工，有时在建筑队上当小工，有时在煤矿背煤。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小舅又高又帅，现在看来小舅长的并不高，大概一个小孩喜欢一个大人，就会觉的他很高大。农村的小舅是烫发头，回家时穿的是一个高腰皮靴，还经常会带一些说洋话（指普通话）的朋友到家里来，从他们的高谈阔论中我常常听到外面的一些新鲜事，那时我挺崇拜小舅的。

尽管经常不在家，小舅还是挺宠我的。刚到舅舅家时正值冬季，在西北的冬天可真难熬，我记得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因为迟到还是没写作业的原因，结果就被老师揪着耳朵教训，老师还没怎么使劲，他的半个耳朵就已与脑袋分离了。那时民风淳朴，带到村卫生室缝了几针这事也就算过去了。可能是为了保住我的耳朵，小舅给我买了一顶皮子做的棉帽，带着这顶棉帽我再次成了学校最靓的仔。

那时农村比较贫穷，虽然通了电，但又常为城市和工业让路，农村停电是家常便饭。又因为电费贵，农村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开灯的，蜡烛贵，农民一般也用不起，煤油灯在家庭照明中还扮演着重要地位。但我在舅舅家我不仅可以开灯，还拥有一件特别洋气的东西——台灯。台灯是小舅给我买的，上面还带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温度计，我常常把手放在温度计上，看着里面那道红线一点点上升，觉的挺好玩的。后来我把温度计放到台灯的灯泡上，看着红线可以上升的更高了，于是我就一直放着，看升到头了还会怎样。

与大家猜的一样，结果就是那个温度计被我彻底玩坏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敢跟大人说，其实还有不敢说的事，就是我真正用台灯做作业的时候很少，大多时候，我都在偷偷看小说和小人书，我记得有《杨家将》《说岳全传》《隋唐英雄传》《哪吒闹海》《三国演义》，有一本叫《贵妃方琼寻镖遇险记》的武侠小说特别好看，甚至还有几本琼瑶的小说，反正在村子里、在学校中能搞到手的书我都全看了。因为对阅读的极度喜爱，小学四年级时我就看过毛选第四卷了，如果能有其他几卷我想我也不会放过，现在可以吹牛说十岁就已熟读毛选了。

舅舅家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与小舅同母异父的大舅早已在60年代为了避饥荒，远走新疆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外公去世后就几乎和家中断了联系。家中的二舅、三舅都是天生的聋哑人，三舅更是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在这样一个家庭，已超过婚嫁年龄的四舅和小舅的结婚成家都成了问题，我外婆常常因为这事愁的睡不着觉。我在那盏台灯下偷偷看小说是，在外婆几乎停不下来的咳嗽声中，也经常听到她一声声的叹息，我想那多半是为舅舅的婚事，也可能是因为我点灯费电的原因。

在舅舅家读书时我很怕我四舅。农村重男轻女是事实，程度不同罢了，我是家中的独子，自小就是父母与姐姐们宠着长大的，再加上以前的学样根本就不重视教育，虽然会布置作业，但似乎从来没检查过，在到舅舅读书前，我几乎没挨过父母和老师的任何训斥与打骂。但在舅舅家上学不行，四舅会经常过问我的学习，调皮捣蛋时虽然谈不上打骂，但呵斥几声、揣一脚或打一巴掌的事是有的。在外打工的小舅回家甚少，但我却常盼着他回来，或是一把糖果，或是棉帽、台灯，还有他刚回家时一时改不过来，夹着方言的普通话让我听起来觉的很洋气。

三

中专毕业后我们并未如愿都成为国家干部，国家开始搞市场经济，不再包分配，开始出现了人才市场这种新奇事物。通过人才市场我进入本市国营的运输公司，初当劳资干事，因为会打算盘到财务科顶岗帮忙，这一帮就算转行了，把财务从十八岁一直干到现在五十出头。其实人生就是一件件偶然堆砌起来的，早知如此，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我报的专业就应当是财务或工商管理。

华在本地的二轻工厂干了不到一年，基本没领到过工资，就漂到北京了。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会与华挤一张床，谈彼此的近况，也谈家里的事，在他回家时我还会偶尔到他家去见一面。三哥已结婚了，与很开朗健谈的三嫂生了一个圆嘟嘟的可爱的小女孩，有点人来疯，见到我时一点不认生，会缠着我们玩。没想到二十年后这个小女孩成了我的下属，工作踏实但不怎么爱说话，与小时候一点也不像。几年后我与华也成家了，先是我娶了自己的同行，后来华娶了一位江苏的姑娘，再后来我们都先后有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磕磕绊绊，但日子总在一天天向前。94年我偶然看到了张贴到电线杆上的注册会计师报名启示，凭着中专时取得的那张汉语言文学大专文凭，刚好达到注册会计师的报名条件。啃了三年书本竟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凭着这张纸竟被选调到我们当地行署的财政处工作，并有了公务员身份。财政是政府口的大热门，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冲进来，没点背景想进财政，那真的是想多了。进了这个门我很快就明白了，虽然领导很器重，但在一帮有背景的人中间想快速升迁还是挺难的，体制内有体制内的规则。

大凡人在取得一点成绩后就飘、就会狂，我也没能免俗。一半是自己的张狂，一半是在体制内升迁无望的彷徨，再加上受别人的鼓动，当了三年公务员会，我竟然直接就打报告从体制内辞职了，走上创业之路，没想这竟然是此生最大一场噩梦的开始。这次创业以自己最终得了长达近两年的抑郁症，以被迫再次辞职而结束。辞职不是错、创业更该肯定，噩梦是你选择了和谁一起创业，其中心酸，不提也罢。80年代在农村能考个中专、中专没毕业就取得大专文凭、22岁又考取注册会计师，对一个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的娃，说真的那时我是真飘了、狂了，自认为很聪明。二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凡自认为聪明的人，实际就是自作聪明而已，老祖宗所说的“大智若愚”才是至理。人生这本书，就是背下来，也不能算真正读懂。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2002年我的姑娘出生了，从娘胎出来就是一头浓密的黑发，直的像天使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然而孩子快两岁了还不怎么说话，后来在省城的大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孩子患有大前庭综合症。再后来有近十年时间我与爱人一直奔波在北京与家之间，为孩子一次次做检查、做康复、配助听器、做电子耳蜗……。

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经济的、工作的、生活的、思想的压力经常让我焦虑的不行。好在北京还有华，还有我的同学宏。孩子在北京康复由我妻子照顾，请专家做语言康复是按小时收费用，每小时三四百的费用对我每月两三千的收入（在当时也算最高的工资了）各种花费压力山大，我在家拼命挣钱。如果孩子突然生病时，华就会毫不犹豫放下手头的工作帮我去处理，已说不清有多少次他们帮我在北京买药、挂号，我常常想那些年如果没有华与宏的帮助，我们还会遭多大的罪。特别是华，临时去北京时我们经常住在他家里，北京的房子小，我爱人和孩子占了他家床，我和华就只能打地铺了。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再经历了这些事，我心中就常觉的对华有所亏欠。人就是这样，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往往几天后就忘了对方是谁，生意场上的称兄道弟，一旦彼此没了利用价值就可能演变成一地鸡毛。即便亲如兄弟的朋友，面对利益时也会背后插刀，然而患难中帮过你的人，每每想到都会让自己难以忘怀。

因为华不常回家，就是春节、国庆等长假，也是父母和岳父母家两头跑。华的父母已渐渐年迈，于是每年春节我就到他家去看看，我每次到北京前也去，看看家里有无往北京带的东西。2017年华对我提起一件事，三哥的女儿大学毕业了，没打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到我的公司来，我一口就答应了。答应完了心中又有些惴惴，毕竟公司是合伙的，也还刚刚起步，我还没与合伙人商量；三哥的孩子能力到底怎样，能否适应工作？再加上2016年我刚刚结束了让自己无比糟心的合伙，四十岁被迫再次踏上创业的路，公司的前景如何，实际我心中也没底。如果自己创业失败，岂不连累了别人的娃？

四

1993年参加工作后，我就很少能到舅舅家去了，只是年头节下的礼节性探望。市场的大潮袭来，基本上粉碎了我们这批中专生当国家干部的幻想。我的许多同学，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没啥关系和门路的，毕业后一年多都无法谋得一个正式工作，同学见面，抱怨声四起，至于诗歌、还有文学以及爱情，都见鬼去吧，人在生存危机中，吃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同学之间的探访，有时纯粹就是因为钱已断顿，需要同学施以援手或可以管一顿饭而已。就象我前面说的，从参加工作2001年的那段日子是我相对顺遂的，生活虽然不易，但总算衣食有着，还混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赶上了福利住房的末班车，以极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

这段日子里，家里的农活繁重如旧，而父母又渐渐年迈，仅有的一些周末和假日，我不得不单位家里两头跑，经常是周末回去起了一天猪圈，周天又带着满身的猪粪味赶回城里上班，十一回家摘棉花、挖甜菜，十一上班后两条腿疼的连城里的四楼者爬不上去。后来换房时我毫不犹豫选了一楼，大约是因为那种腿疼的爬不上楼的感觉带给自己的刺激太深了。2001年我硬着头皮让在农村的父母进城了，不是父母不能忍受农村的生活，是我实在厌倦了农村城市两头跑的生活，已身为城里人的我，怕被别人闻到自己身上的猪粪味、甜菜味、棉花味还有农村土坑的味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刚参加工作那八年我的难处是家里年迈的父母和繁复的农活，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两个舅舅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所谓农时，将农和时连在一起，即意味着要赶时间、看节气，家里的农活等不到我的星期天和假节日，其中父母应付不下来的重活、累活，许多都是两个舅舅帮着弄的。

两个舅舅都成了家，各有了两个孩子，盖了新房子，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都并不总是坦途和顺景，命运之神总是会把你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强加给你。在舅舅家，年迈的外奶与两个残疾的舅舅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时的农村，老无所养，残疾人的生活主要也得靠其他亲人的照抚，对舅舅这样一个大家庭，这确实是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说，我的四舅和小舅在这件事的处理上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对老母的奉送、还是残疾兄弟的照顾都做的无可挑剔。然而人的复杂性在于人是社会的，每个人都没办法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去生活，人生是需要奋斗的、进取的，但更多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妥协、退缩，活人的难处就在这里。在面对这些难题时，我的小舅舅还有舅妈表现出极大的忍让和宽容。外婆在他们的照顾下安详离世，两个残疾舅舅的饮食起居也得到很好的照顾。

小舅是个好人，这是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

在大时代中，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脆弱的，渺小的如同一缕风，脆弱的如同一只蚂蚁，命运随便扔块石子，就可能把你砸的粉身碎骨。几个孩子的早夭，犹如曾在父母身上插上的刀子，拔出来了，但伤疤还鲜血淋漓。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过什么让自己自豪的事，就是在父母年老后自己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母亲身为长女，虽嫁为人妇也不得不常常管娘家的事，包括舅舅的盖房、娶妻、生子，也包括外婆的赡养和两个残疾舅舅的生活，甚至还有娘家侄子侄女的求学、工作、婚姻……。母亲在69岁那年突发梗塞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认为这与她一生坎坷无不关联，“操碎了心”是生理性质的，而非病理意义的，尽管我的医生朋友们都不认可这个说法，但在生活中，我注意到那些太操心的人往往不会长寿。母亲的去世对我刺激很大，从此我变的不愿操更多的心，不愿管别人的事。

五

人如果久不联系，慢慢感情会变淡，当然走的过近，有时也是矛盾产生的原因，此乃造化之力，非人力可改变。孩子大了，身体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去北京的次数就变少了。经过多年苦熬，我的经济条件也改善了许多，再去北京时都住酒店，如果是公费，都住四星甚至是五星的。北京太大了，即便到北京与华一聚也颇感不便，一开始我到北京是住华家的，后来会去他家吃一顿饭，再后来会约华与宏在北京小聚一下，再后就是只打一个电话，不知什么时候已变的连电话都不打了。

与华联系的少了，反而因为三哥女儿在我手下工作，与三哥走动的反而多了。三哥所在的村子在城郊，老一辈人手中在房前屋后栽种了许多花果树，其中包括那棵让我念念不忘的老苹果树。不过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三哥翻修了新房，处于新房的结构，就把那颗老苹果树给伐了。农村的房子也是受规划管理的，但大多是一帮土锤在规划，外观千篇一律，毫无美感可言。主要满足于县城官员的审美，很少真正考虑农民生活的便利性、经济性和舒适度。当然规划也是必要的，倘若没有规划，农民会在修房时把地基垫的比邻居高一点，修的房子也便比别人高出一头，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这往往成为引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大概出人口地是每个人的执念，无望升官、无望挣大钱或贡出硕士博士，就是修房子上体现。不过三哥的新房子整体还是挺不错的，三哥为自己修了三居室，为老人建了两居室，也为远在北京的华留回家时留了专门的房子，让我再一次感慨到有个哥真好。只是每次到三哥家去，都忍不住会对那棵消失的老苹果树惋惜一番，三哥可能比较奇怪我的絮絮叨叨，房前有杏树、枣树，屋后是苹果、梨还有许多的桃，我怎么就老忘不了那棵老的不怎么结苹果的老树呢？唉，三哥怎么能理解一个70后的文学梦呢！

绿水青山确为金山银山，但三哥家没有，河西走廊嘛，山在两边，中间是平原，才可以走的过去，一些百十米高的小山丘，往往干旱的连草也不长几根，再远处几百里外的山就是巍峨祁连大雪山了，至于绿水倒是有的，但往往都是作为水利设施为农业服务的，人工雕琢的痕迹过浓，就没了自然之水的柔媚。这么说吧，河西走廊的水就象是一个个健硕的农妇，不耐看，但很实用，无论是过日子还是生儿育女。

但大西北也不缺乏美，其中三哥所在的村子可以称地上最美的村庄之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三哥的村子得到最好的诠释，不仅是乘凉，还包括帮后人挣钱。近些年，在怎么发展经济上面政府可谓不余遗力，几乎所有能想出来的招、能使出来的劲都使上了。

三哥村上房前屋后的那些杏树，五一前后吐露芬芳的时候，绝对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政府因势利导策划了“杏花节”，时间长了大家都认可了杏花村的新名子。每年杏花节时，政府早早就开始预热，乡上的官员们轮番上场，古装扮相、网红风格，反正怎么引吸眼球怎么来。对习惯了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体制内人，实际这些事挺为难人家的，但他们做的确实很努力、很认真。然而杏这种水果，花开时确实很美，但花期很短，杏还有一个坏处就是无法保存，也不易多吃，多吃伤胃，所以热闹的杏花节最终无法完全挑起带富一方的效果。

真正能让三哥和他的村人们有些收入的是桃。其实桃花比杏花好看，桃花杏花的美，就如少女与少妇的区别，前者艳丽、后者含蓄。当然说桃花比杏花好看，那时按一枝而论的，如果成片绽放，还是杏花更耐看，杏树的树形更富变化，也更高大，而桃树长不大，好像还容易枯死。好在桃比杏要耐存储，也可多吃一些，三哥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桃，每年桃子成熟时我都能最先尝到。我能感觉到三哥给我的桃比经过最严格的挑选的……

六

记忆中这几十年来小舅舅摸索过好多事。先是买了一辆三崩子跑运输、搞贩运，游走于城乡之间和周边的一些县城，然而河西走廊这地方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实际上是不利信息与物资流通的，小舅自然也就没挣到啥钱。后来小舅在村上的扶持下又养过鸡，但几年折腾下来，疫病加上起伏不定的行情，最终也没了结果，后来小舅还做过豆腐，然而最终就是又学了一门手艺而已。我到小舅家去的时候，看着他的后院感慨万千，有锈迹斑的破三轮车、有做豆腐的大缸、有烤蛋糕的大电饼铛，还有一大堆我叫不上名子有家什，象个小舅的创业陈列馆，只是失败的教训多，而成功的基本没有。

无数次的尝试后，小舅最终还是又回到地上挖抓。河西走廊最适合种的是小麦和玉米，曾是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然而小麦和玉米是真不值钱，慢慢的也就不多种了，只是作为农民自己的口粮。有那么几年，小舅尝试种甜瓜。小舅对种瓜应当是有天赋的，我走过许多地方，吃过各种各样的瓜，是真瓜，不是绯闻八卦。小舅种的瓜是最甜最香的。种瓜的那几年，小舅从从六十多公里外用拖拉机接着瓜到我所在的城市售卖，瓜熟的季节，也是我们这里最热的时候。小舅卖瓜时，吃饭就用馍馍就着瓜解决，晚上就睡在拖拉机下面，这都罢了，关键是时不时受到各种骚扰。

我们这里骚扰卖瓜农民的不是城管，而是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吆五喝六的家伙，我亲眼见一个穿着制服、画的鬼迷子日眼窝的女人扬言要给小舅罚款，被我一顿臭骂给赶跑了。那后面的几天小舅都紧张的不行，怕给我惹下什么麻烦。小舅的瓜实在卖不出去，我就不得不亲自上手帮忙，可我能帮什么忙呢，无非就是动用下手中的那一丢丢权力，买了分给单位的职工吃，但单位实在太小，也就二十来个人，而且分给的瓜有时连着好多天都放在楼道里，职工懒得带回家，实际我就知道那是一种无声的抵触了。更多时候，我都是把小舅的瓜拿上送人，包括这个城市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客户，送完后再从自己的工资中把瓜钱给小舅。让我头疼的不是那些瓜钱，而是重达六七十斤的瓜袋子，经常坐办公室的我，把这些瓜袋子抱到别人的楼上感到很吃力。

小舅刚到城里卖瓜的那年，每斤甜瓜还能卖到一元，结果第二年就只有六七毛了，第三年的瓜小舅卖了好久、我也抱着瓜袋子一趟又一趟的给别人送了好多，自那经后，小舅就再也没种过。后来乡上又扶持着种日光温室，小舅也拿了补贴打了两个日光温室 ，种西红柿、黄瓜还有辣椒。正好那年我也在琢磨农业的项目，跑了周边许多种温室蔬菜的基地。

很快我就发现小舅还有他们整个村子种的日 光温室并不中用。首先的问题就是种的品种太杂了，农村本身就没几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菜，种出的蔬菜需要拉到城里去卖，然而种菜和卖菜是有冲突的两个行当，一个农民有种菜的时间就没了卖菜的时间。如果让贩子上门收，他们那点产量根本装不起一趟车，人家划不来。还有就是温室里的蔬菜实际娇贵的很，气室突然升高几点或连着几天降温，那些菜看上去还活着，但要么不开花，要么不作果，要么干脆就枯死了。

种蔬菜不行，后好小舅在乡上的扶持下又搞起了养殖，这次小舅是下了血本的，光羊舍和各种加工饲草的机子就投了十多万，从没向我张过口的小舅破天荒向我借了五万块投入他的羊舍。折腾时间长了，小舅也知道了科技的重要性，这次引入的种羊都是最好的，好一只好几千的那种，每年可以下3-4只糕，而我们农村那种土羊每年也就一只崽，从小舅养羊我才知道这东西原来也有一年生多胎的。夏秋时，为了省点草料小舅会把羊群赶到几里外的沙窝里放，临时搭个窝棚，自己起灶做饭，好在沙窝里有网络，用简易的光伏发电，竟然也可打电话上网。小舅妈和哑巴舅在家伺候那四十多亩地，家里农活太重或有其他必须小舅才能干的活，小舅妈就会替小舅到沙窝里放羊。唉！一个女人家。

小舅的羊群扩大的很快，一两年间就达到了两三百只的样子，小舅的四十多亩也就不再种别的作物，改为全种喂养的玉米，玉米喂羊，羊肉卖钱，羊粪肥田，这算是一种循环经济模式了。我感觉到小舅的日子在一天天好起来。

没想到小舅的养羊又搞了一次高开低走，与他以前的搞贩运、做豆腐、打温棚、种甜瓜一样，投入时看上去都挺好的的，但做着做着就不是那会回事子。小舅下血本投入羊舍，以及引入种羊扩大羊群时，羊肉行情好的不得了。但到小舅卖羊时，羊肉却跌的一塌糊涂。而且羊这东西不能长时间养着，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是光吃草料不长肉了，而且吃羊的人嘴也叼的很，大西北这边往往将吃羊说成吃个羊糕子。

养羊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收益却越来越少，小舅又投入了养牛，一开始时牛和羊都养，后来就转为以牛为主。那时牛肉很贵，每斤四五十块，况且牛和羊不一样，如果价格下跌，就多养上一头半年也行。

七

三哥种桃，三哥的女儿又成了我的员工，因为三层关系，我每年都能吃到三哥送的桃，三哥的桃很鲜美，我想我吃到的肯定是最早成熟的，当然也是最好的。三哥的桃一开始是房前屋后的那十几棵树，后来就发展成了桃园，再后来就有了两三亩的规模。三哥一度做水暖，好像还会铺瓷砖，后来可能年龄大了吃不消，或者就是揽不到活，要不到钱等原因吧，后来就主要转到的种桃上面。种多了，卖就是个问题，前几年我发现每到桃上市的时候，三哥的女儿就会帮他爸卖桃，主要是在朋友圈中发信息。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喜欢在马路旁边买瓜买果，也基本不问价格不看称，咋说呢，自己才不挖猪粪不摘棉花几天，回到乡里时我是个城里人，在城里时我就是个农民。三哥的女儿在微信中卖桃时，我会安排买五六十箱，也就花个三四千块，一部分分给员工当福利，大多拿来当小礼物送人，起先我每年都会安排，后面遂成惯例。

今年春节时，华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我去三哥家拜年，看看老人，也与华聊聊天。与三哥拉家常时，三哥提到把桃园扩到了十亩，这让我挺意外的，城郊的地是很宝贵的，别人进城不种的地，三哥又流转了五亩，把桃园搞成了十亩的规模。

小舅养羊似乎最终没挣下几个钱，但却修下了一大片羊舍，连带置办了若干饲草加工的小型机械。种四十多亩地喂羊，羊大了卖钱，羊粪还田，加上夏秋两季在沙窝里放羊省草料，这种循环下来，可以说把每个能挣到钱的环地都算计到了。但连滚带爬六七年下来，也就勉强把信用社的贷款和借我的钱还了，只是小舅和小舅妈以及哑巴舅舅三个人都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在养羊时小舅就同时养牛，不过只是一头奶牛，主要是挤了奶子给新生的小羊羔补充奶水。后来羊的行情下落，牛的行情见涨，就改为主要养牛。养羊到养牛的转产到也简单，就是又投资几万元加高了羊舍。养羊时形成的农业循环模式用于养牛同样适用，也一样可以在夏秋两季把牛赶到沙窝里放而省下草料。不过牛比羊相比也有一个坏处。一只母羊一年下平均下三只羔，所以羊群会扩大的很快，如果把羊羔折算成钱，等于每养一只母羊一年下来有一千多的收入。羊也长的快，一年的小羊羔大约就可以卖到一千块钱了。但牛就不行了，一头母牛平均每年最多生一头小牛犊，把一只小牛犊养大至少得两三年。

我每年会到舅舅家一两次，或在春节前，或在五一后。每次都会问问小舅牛的情况。牛的情况总体乐观，一斤牛肉四五十元，价格也一直比较稳定。越大的动物越不容易生病，比起羊，牛似乎更好伺候一些。牛也有难产的时候，不仅生不出小牛犊，有时还会搭上母牛。牛还会打架，脾气暴躁的把弱小的牛顶死的情况也有。这种问题政府补贴、养殖户投保的养殖保险就发挥重要作用了，每头牛会赔偿一万多的样子。

但小舅养牛还是见不到几个钱，原因也很简单，得发展牛群，我在城里上班常和客户讲边际效用，怎么通过扩大产能降低成本，边际效用在养殖中体现的更加直接，俗话说一头牛是放、一群牛也是放，这就是边际效应。小舅不用我讲边际效应，他只是整天乐呵呵的喂他的牛。短视频兴起时，小舅学会了发抖音，发他的牛，我就在里面给小舅赞，从视频中数小舅的牛有多少头了。那些牛走来走去，加上年近半百的我眼睛早已花了，怎么数也数不清。有一天小舅笑嘻嘻的告诉我，已经有二十多头牛的，我听也也挺高兴的，这二十多头牛也值个五六十万，一辈子都没把日子过到人头里的小舅，看来是终于翻身了。

八

从九三年参加工作，我便有意拉于自己与农村的距离，毕竟我在城里上班，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干的算是有点层次的工作。我努力说普通话，我需要经常给人讲课、讲方案、沟通审计报告，老家的方言根本还适应这样的场合。我渐渐减少周末和假日回农村的次数，鞍马劳顿是一方面，我越来越讨厌割麦子、摘棉花、挖甜菜、掰玉米，特别是起猪圈里的粪土，每次过后我都要仔细洗澡，反复搓揉自己的那种，总觉的好长时间身上都有股猪粪味，还有河西走廊农村的土坑，也会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味道。

我还有意减少自己与农村的联系，包括亲戚。老爹只有一个妹妹，但光干儿子就有近十个，老妈这边亲兄妹就有七个，再加上没出五服的兄妹，舅舅姨妈就有近二十个。父母在农村是都是有些文化和名望的人，尤其是当过多年干部的老爹是个天生的社会活动家，这一点我往往自愧不如。老爹七十多岁时，为了弥补母亲生前没带她到外面看看的遗憾，我带老爹出去过两次，无论在北京的地铁、苏州的公园还是青岛的海滩，父亲总会和身边的的人很快熟络起来，还留联系电话。唉，我这农民老爹，如果他年轻时能到城市发展，凭他这能耐，不知能成出什么精来。说不上我也能成个富二代躺平呢。写到这里我都笑了。

刚参加工作那些年，父母有意无意把我要拉回属于他们的那个圈子。包括我结婚时，采用的时我们老家多年前的传统，自己做席待客，一直筹备了半个冬天，待了近一百桌，光礼金就收了一万多，那可是二十五年前，算是大数字了。老家的风俗是要唱礼的，就是有司仪会一个个唱出来宾的礼金数额，我与新婚的妻子就一次次鞠躬致谢，礼金重的要鞠躬三次。光这个仪式就搞了近两个小时，劳累加上天冷，而穿的又少，到最后我看我媳妇已脸色苍白，穿着西装的我也冷的直打哆嗦。好在我们坚持了下来，作为我们配合的奖偿，我老妈要把收下的礼金让我们全部带走，我媳妇又声明大义的分文未取，并一再强调公婆的辛苦和养育我们的不易，不想竟无意在整个家族和亲戚间的奠定了好媳妇的标准。

父母把我们往他们圈子中拉的结果，就是给我带来许多的麻烦。大约在九七年时我就用上手机了，一开始是摩托罗拉的168型，9字开头，半个砖头那样的，两年后就用上了139开头的手机。作为农民的父母多少还是有些虚荣，三分是热心、七分是炫耀，喜欢把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于是我在上班时就会经常接到电话，不管我在开会、应酬还是苦思冥想的做材料、写报告。接这些电话时，我有时不得不用好几分钟来梳理人家电话中讲的亲戚关系，我本家三爷的姨娘的弟兄的妹夫我到底该怎样称呼。

找我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五花八门，有需要介绍医院看病的，给孩子找工作的，让我帮着打官司的，帮着买拖拉机、买种子和化肥的……。更难以接受的是经常会有不速之客找到家里来，那时我媳妇就不得不拿出她贤惠的人设，在厨房中挥汗如雨的炒菜下面。有些亲戚会给我带一只鸡、一桶油甚至扛上一袋子面粉，这是最让人难受的时候，首先是无法拒绝，其次就是人家托的事往往凭我的能力根本就办不到。

这种状况在2012年我三十八岁那年发生了突变。不到七十岁的母亲突然就心肌梗塞去世了，很长时间我都陷入一种伤感的情绪中不能自拔。那几年经常去看舅舅，在舅舅身边呆一会，就觉的离妈又近了一些，会帮助我短期走出母亲去世的那种伤感。

然而，四十岁时又我很不幸运的早早成为一枚糖人，各种运动、各种饮食控制，我常常感到自己身体很疲惫。与他人合伙创业中的种种冷枪暗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与朋友之间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痛苦现实让自己喘不过气来。特别是13年到14年的这两年，大把的掉头发，彻夜的睡不着觉，抑郁症终于找上了自己。

那时孩子刚上初中，我不想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知道自己的难受，也不爱和别人说话。晚上孩子做作业或看电视时，我就看书，先后看了《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和《孟子》，还有《周易》的一小半，把《汉史》《唐史》《明史》《清史》草草看了一遍。看《周易》时我才彻底明白街头的周易算卦，以及许多自诩精通周易的人都是胡说入道。因为自学并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大专学历的我，说真的我看不懂《周易》，只能理解点皮毛。看懂《周易》需要相当的文化素养，精通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看书时就用一些卡片把自己认为精华的部分抄下来，每天晚上孩子睡觉后，我就一个人围着这个小城的三环路走路，有时是一圈，有时是两圈。一边走路、一边背诵我抄的小卡片。只有在深夜两三点钟，身体感到极度疲惫，而思维又转移到现实生活以外的一些事情时，我才能勉强睡三四个小时。

刚结婚时，我一位中专的老师当时已离职创业，但与我算是朋友，他到我家时看着我的一柜子书，说我读书太功利了，看了我养的一些花，又劝我养上一盆竹子，我听了笑笑不置不否，他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四十岁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老师当时说的道理。以前我只读自己认为有用的书，包括财务、企业管理以及计算机、建筑方面的，四书五经、历史杂谈类的，我觉的是无用之书。老师当时看到的，都是我认为比较有用的书。那时谈到事业、谈到生活，都是意气风发的，老师当时略略谈到，竹子这东西是空心的，人还是空心的好，我觉的有点故作高深，也没去多想。

靠着读老祖宗留下的那些书，以及不断走路折腾自己的身体，有一天读到一篇讲断舍离的鸡汤文时，竟然就真的想通了。是该与过去作个了断了，万般皆是命，一点不由人。我结束了让自己无比烦恼的合伙创业平台，退股辞职走人，半是主动，半是被迫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

九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24年，这年我五十岁了。我不再执着于和农村的距离。在本地开公场合，只要觉的大家能听懂，我已不再要求自己说普通话了，对一些自己讨厌的人和事，与本地的农民一样，我也经常张口就骂“驴日下的”“狗下下的”，骂这些话时不再回避我老婆、孩子，基至在公开场合讲课时也会脱口而出。假的、恶的、丑的见多了，方觉的所谓真善美才是最宝贵的，生活中即便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也要比一个伪君子强。

有了这番心境，再看许多事时心态就不一样了。我有点想回归农村的想法，幻想着退了休后可以回农村盖几间房子，象三哥一样的种些桃，然后再象小舅一样养十来只羊。然而终究是不可能了，老屋已被老爹卖了，户口也已在三十多年前就转了，每年回老家都是为吊唁逝去的老人，而年轻的基本都不认识了。四十九岁这年我又得了西方地方特产“气管炎”。我知道这病除不了根，以后会发展成为肺心病，最后会让我的脏器衰竭而要了我的小命。烟马上就戒了，戒烟其实没啥难的，关键看要不要你的小命。大西北的“气管炎”多与这里海拔和气候有关，回到农村只会加速我的生命进程，也许逃到南方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多活几年。

闲暇时，我喜欢开车在农村转一转，农村已没了我干的活，亲戚也变的很少了，到处是残破的房子，即便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青砖碧瓦的漂亮房子，也往往见不到几个人。

然而三哥还在种他的桃，小舅还在养他的牛，只是他们的孩子都在城里上班。

今年八月的一天，我们在省城接了一单业务需要全员出动，也包括三哥的女儿，都买好票了，我接到三哥的电话，是让我帮着处理一下桃子。这当然没问题，前几年我都是主动安排的，根本就没用三哥开口。只是还有两天我们就出门了，公司连个看门值班的人都没有，三哥有几万斤桃子需要处理，解决个百来十斤根本就不顶事。我咬牙下了个狠，让三哥送100箱，然后紧急动员公司的员工把这些桃子送人。让我有点尴尬的是，我把桃子大量送人的时候，我的朋友、客户也在给我一箱箱送桃子，还有瓜、西梅等时令水果，而我被这么大一个肚子，根本就吃不了多少。

记得前几年三哥的桃子是五元一斤。后来公司的财务问我三哥的桃子钱怎么办，我说付呀，她又问按多少钱付，我说按去年的付吧。我知道她是啥意思，因为今年市场上到处都是两三块钱的桃子，还都不错。

十二月初一天午后，小舅一个电话扰醒了周末补觉的我。小舅想让我把他的一头牛分了给公司的职工吃。我顿时语塞，大约小舅以为我越混越好，公司越来越大，员工越来越多吧，实际我现在的公司需要我分给牛肉吃的就六七个人，吃只羊都困难，就不用说牛了。小舅说牛肉行情实在是差的不行，已到了每斤20几块钱，还卖不出去。多少年了我还从来没让小舅白张过嘴，最后我硬着头皮说帮着问问别的单位，没敢答应的太满。不觉在这个城市已混了三十多年，社会关系还是有一些的，如果拉下老脸，不用说一头，就是十头也能给舅舅处理了，然而商业社会中，我也不敢轻易欠下人情，这个人情还起来的代价太大，许多时候要远远超过一头牛。

最后我拉下是拉下老脸帮舅舅处理了一头牛，谁让他是小舅呢。

十

兰州以西的乌鞘岭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到了这里就不再是中原了，一路向西一千里到星星峡，再向前就算是西域了。这片土地南边是祁连雪山，北面是合黎山、龙首山，东西延绵近一千公里而南北最宽处不过二百公里，这便是河西走廊了。是中国中原、西域、雪山、草原四大文明的分隔带。祁连山的雪水滋养了广袤的土地，在戈壁和荒漠的边缘，零零星星的绿洲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片土地是三哥还有小舅的命根子，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田、盖房，生儿育女，土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也见证着他一生的劳作。我在这时出生，也在这里成长，大概率最终也会长眠于此。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种小麦、玉米、棉花、胡麻、甜菜等一切可耕种的作物，我们种桃，我们养牛，我们烧柴取暖做饭，用风光发电，用水发电、用煤发电，我们生产一切人们所需的东西。我们学习各种知识，有中国的、外国的，从四书五经到现代科技还有企业管理。我们努力冲出东面的乌鞘岭、翻过南面的祁连山，走出北边的合黎山、龙首山，我们与西域、与雪山、与草原、与中原融为一体。我们乘高铁，做飞机，我们打电话、上网并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我们与世界成为一体。

三哥种桃，年复一年，从十几棵到两三亩再到十亩，他的资产是桃园，还有房子，养育的女儿。小舅养牛，日复一日，从几只羊到一群羊再到一群牛，他的资产是牛舍牛群，当然也有房子和儿女。我是三哥的兄弟、小舅的外甥，是我爹的儿、我爷的孙，我读书、考注册会计师，营务我的公司、盘扯我的客户，我的资产就是我自己，还有在城里买的房，还有我的女儿。

我们都辛苦子许多年、挣扎了许多年，好象收获了许多，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三哥的桃园越扩越大，但桃子价跌的不成样子；小舅的牛越养越多，但牛肉价格直线下跌；我书读的一年比一年多，拿了许多文凭和证书，但人工智能懂的比我更多，做的方案、拟的合同我自愧不如。我曾经有过朋友，但走的走的，大多都散了，身边的，还须防着他们是否会为了银子而背后捅你一刀。我们都养育了儿女，但儿女都奔向远方，身边并没有人喊我们爹娘。我们修了房子、买了楼房，甚至有好几套，但大多一年到头都落着灰土，连只叫唤的狗都没有。

我看着窗外那个烂尾数年的商业大厦，不禁想起了它的从前。以前这里是一片田地，有一头牛在耕田，春天撒下种子，秋田地里的小麦熟了，有人挥着镰刀割麦，麦子做成了馒头，麦秆被牛吃了。地埂上有棵苹果树，树下有个少年在胡思乱想，好象要做诗歌，旁边还有一个姑娘在唱歌，她唱的并不好听，她爹在旁边嘿嘿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