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史记》中“苏秦合纵抗秦，张仪连横破纵”的叙事，塑造了战国纵横家的经典对决。然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颠覆了这一认知：苏秦与张仪并非同一时代对手，其“合纵”更非单纯抗秦，而是燕国针对齐国的“死间”大计。

结合考古证据与重新释读的史料，这位佩戴六国相印的“合纵领袖”，实为燕昭王麾下的顶级间谍。下面，我们将揭示苏秦如何以合纵为烟幕，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弱齐强燕的隐秘使命，并还原其与燕王室的情感纠葛。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苏秦、张仪塑造为同时代宿敌，但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16章佚文揭示了截然不同的时间线：

张仪活跃于秦惠文王时期（前337-前311年），主导连横策略，瓦解六国联盟；

苏秦主要活动于燕昭王时期（前312-前279年），其合纵对象实为反齐而非抗秦，与张仪相差近半个世纪；

公孙衍才是张仪真正的对手，其主导的早期合纵运动被司马迁错误归功于苏秦。

这种时序错位的根源在于汉代史料的缺失。司马迁未能见到《战国纵横家书》等原始文献，将苏秦事迹前移四十余年，使其与张仪强行“同台竞技”。正如唐兰所言：“太史公未见苏秦一手史料，致使其传如后世传奇小说。”

苏秦的“合纵”本质是燕国复仇齐国的精密间谍行动，其战略目标层层递进：

❆表层叙事：六国抗秦的道德旗帜

苏秦公开宣扬“合纵抗秦”，利用秦国威胁论凝聚诸侯。他对燕文公宣称：“燕国南有赵为屏障，秦攻燕需越千里，而赵攻燕仅需十日——联赵则燕安。”这种话术成功将燕国利益包装为集体安全，掩盖其真实意图。

❆中层操作：离间齐赵的权谋网络

促齐伐宋：苏秦游说齐湣王放弃攻燕，转而吞并富庶的宋国，声称“得宋十里膏腴，胜燕百里荒土”。燕国甚至派兵“助齐”攻宋，实则诱导齐国陷入战争泥潭。

破坏齐秦联盟：当秦昭王提议齐秦并称“东西二帝”时，苏秦以“去帝号可得天下人心”为由，煽动齐国放弃与秦合作，转向攻宋。

激化齐赵矛盾：苏秦暗中挑拨齐国收回赠予赵相李兑的封地，导致赵国转向反齐阵营。

❆终极目标：五国伐齐的致命陷阱

公元前284年，苏秦成功诱使齐灭宋，引发诸侯恐慌。燕昭王联合秦、赵、魏、韩发动五国伐齐，乐毅率军连破七十余城，齐国几近灭亡。此时苏秦因间谍身份暴露，被齐湣王车裂于市，完成“死间”使命。

苏秦的间谍生涯不仅关乎政治利益，更掺杂着复杂的情感纠葛：

与燕易王母的私通：《史记》记载苏秦因“私通燕易王之母”而恐惧报复，主动请求入齐为间。这一丑闻成为其离开燕国的直接动因，但也可能是燕王室默许的政治筹码——通过情感纽带确保苏秦的忠诚。

燕昭王的双重控制：燕昭王明知苏秦的私情却未加惩处，反以“武安君”爵位与相印笼络，甚至在其被赵国囚禁时派使节营救。这种宽容实为对间谍的变相控制，利用道德污点迫使苏秦死心塌地效忠。

情感工具化的历史隐喻：战国间谍常以婚姻、美色为手段（如西施入吴），苏秦与燕王妃的关系可能是燕国精心设计的“情感绑架”，以此强化其对燕国的依附性。

马王堆帛书的发现，不仅修正了苏秦的年代，更揭示了其作为间谍的细节：

书信实证：帛书中15章苏秦文献多涉及其在齐国的反间活动，如致燕昭王密信：“臣必使齐毋谋燕，且劝齐伐宋。” 这与《史记》中“抗秦合纵”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

战略自白：苏秦在帛书中直言目标：“上策破齐赵之交，中策联五国，下策保燕齐和平。” 这种务实的地方主义策略，彻底解构了其“天下为公”的纵横家形象。

时间锚点：帛书提及苏秦协助燕昭王（前312-前279年在位）反齐，而张仪早在公元前309年去世，二者绝无交集。

苏秦形象的嬗变，折射出历史叙事的双重性：

儒家的道德改造：汉代儒家将苏秦塑造为“背信弃义”的负面典型，却刻意忽略其“死间”行为的现实合理性——在“士为知己者死”的战国伦理下，苏秦对燕国的忠诚远超道德评判。

史家的叙事困境：司马迁因史料残缺，将苏秦事迹嫁接至更早年代，以填补合纵运动的解释空白。这种“创造历史”的做法，暴露了传统史学对完整叙事的病态执着。

考古学的祛魅：马王堆帛书证明，战国政治远比《史记》描述的更为实用主义。苏秦的“合纵”不是理想主义联盟，而是基于地缘利益的权谋交易。

当苏秦在临淄街头被车裂时，他看到的或许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计谋得逞的快意——五国联军已踏破齐境，燕国的复仇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这位以“合纵”之名行“死间”之实的纵横家，用生命演绎了战国政治的终极法则：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叙事的光晕之外。

从司马迁的误读到马王堆的颠覆，苏秦的重构启示我们：那些被冠以“叛徒”“阴谋家”之名的失败者，或许才是历史棋局中真正的执子之人。正如帛书所载，苏秦临终前对燕昭王的誓言：“臣愿为尾生，抱柱而亡，必不负燕！”——这不是道德的挽歌，而是权力游戏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