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期，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轴心国的三大国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意大利选择迅速政变推翻墨索里尼，体面退出战争。德国选择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然后勇敢的死去。

而日本，则是哪怕马上就要战败了，也一定要拖着敌人一起自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德国又没有效仿日本发起自杀式攻击呢？

二战时期的日军，在很多国家的眼中都是一种极其凶残、顽固的存在。日军所信奉的“不投降主义”，也成为了二战中盟军的噩梦。在西方国家看来，如果一支军队的伤亡率超过了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时候，那么这支军队必然将会投降。

因此战后投降者和战死者的比例，应当是4：1。但是这种情况在日军中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缅甸北部的日军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也就是1：120。巴丹收复战中，日本守军几乎全部阵亡，5万人的守军，俘虏仅仅只有20人。

虽然二战期间的德军和日军都非常的凶残，但是日军要远比德军更加凶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德军尚且成建制的向苏军投降。但是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几乎从未成建制的向美军投降。几乎每个日军都不会主动投降，即便是被俘也会想方设法的逃跑或者杀敌。

（日军）

根据中共党史的记载，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日军在中国战死数万，但是却没有一人被我军俘虏。在平型关战役期间，一位营长俘虏了一名半死不活的日军伤兵，我军有优待俘虏的原则，所以营长背着俘虏去救护站。

结果伤兵醒了之后，扭头就咬下了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讯员在汽车底下发现了一名日军伤兵，在为其包扎的时候被伤兵用匕首捅到了腹部。直到1937年11月4日，八路军才在山西省的一次伏击战中俘虏了一名日军。

当日军被成建制的包围之后，这些日军往往会不顾生死的发起“亡命冲锋”以求在被敌人打死之前多杀几名敌人。1943年，瓜岛布纳守备队被美军包围，守备队士兵最后集体冲锋全体阵亡。

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残余守军向美军发起绝命冲锋。两天后，残余守军裹挟着日本移民集体跳崖，目睹这可怕场景的美军，将该悬崖命名为“自杀崖”。

（神风特攻队）

在空战中，日军也组织了“神风”特攻队。这支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驾驶着战机撞向美军的军舰，争取在自杀的同时撞沉美军军舰。最后日军甚至研发了所谓的“樱花”自杀机，其原理就是滑翔式的载人炸弹。

其外形类似于鱼雷，尾部有火箭发动机，内部还有驾驶员可以调整方向。这种自杀机只要被投掷出去之后，就只能持续的向下滑翔，内部的驾驶员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性。这种东西大多在炸到目标之前就被美军击毁，因此也被称之为“傻瓜炸弹”。

1943年，日军从意大利手中获取了载人鱼雷的技术，其也研发了所谓的“回天”鱼雷，这种鱼雷和“樱花”自杀机的效果差不多，就是驾驶员操作撞向敌军军舰，奔着必死去的。相比于“樱花”自杀机，“回天”鱼雷更加隐蔽，操作空间更大，也给美军带来了更多的伤亡。

除了这些之外，日军还有自杀式的伞兵部队，跳伞进入敌军目标设施之后根本就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甚至日本的731部队，还打算在日本本土制造瘟疫，从而阻滞美军的前进速度。可以说日本真的是把“一亿玉碎”，给玩到了极致。

那么日军到底为什么就这样甘愿自杀呢？

这是由日本特殊的国情和传统所导致的，除了日本之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像日本这样如此热衷于“自杀”，包括被全民洗脑的德国。

（日本武士）

千年以来，日本始终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武士道传统，而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忠”。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在所有值得为之付出最为宝贵生命的事业中，最高尚的就是‘忠义’，它是使封建美德成为对称拱门的拱心石。”

日本著名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中也写道：“若以一言来概括武士道的要谛，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献给主君。”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武士道精神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对主家尽忠”。尽忠的方式，自然也包括战死。

所以在被武士道精神洗脑的日本下层士兵看来，战死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为天皇而死更是莫大的幸福。为天皇而死是忠君爱国，在战后接受天皇的命令投降，也是忠君爱国，当然天皇的这种行为，也让很多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感到非常的幻灭。

（裕仁天皇）

就好像那句互联网名句，“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而对于每一个日本人而言，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教育是他们从小就在经历的东西，日本的教育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日本民众，你们都是天皇的“臣下”，一定要对天皇忠诚。

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很类似于今天很多邪教的头子或者传销组织的头目，而日本的全体国民就是其洗脑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联与德国的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盟军与日本的战争，则更像是在铲除某个邪教组织。

除了文化与教育之外，影响日本最深的两大宗教，神道教和佛教也在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本身就是基于对天皇的崇拜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本土宗教，天皇在神道教眼中就是“神”。受神道教的影响，相当多的日本人将天皇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神道教神庙）

1956年日本学者对“日本人对天皇的认识”作了一项调查，大约87.3%的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或者不是神但是高于人”。而日本的本土佛教更是成为了神道教的辅助，其强调“生死如一”不要畏惧死亡。

还强调“恶人正机”，也就是越是恶人越会得到佛的拯救，只要坚定的信佛，哪怕犯下了大罪，死后也能往生净土。所以很多的日军士兵，哪怕明知自己的兽行是大恶，但是因为信佛还是没有心理负担。

严格来说，二战期间的德国不是没有学过日本搞一些自杀式的“新鲜东西”。例如德军效仿日军组建了所谓的“易北河突击队”，但是这个“德国版的神风特攻队”撞的不是军舰，而是美军的“超级空中堡垒”，飞机撞飞机，属实是有一点划不来。

（投降仪式）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本人其实并不赞同这种做法，希特勒很欣赏为祖国尽忠的精神，但是他却认为以命换命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相比于用死光德国人的方式来换取胜利，希特勒反倒更愿意多花一点钱，多死一些“劣等民族”，多挖一点矿，多生产一些现代装备来取得优势。

事实上德国空军也制定了一些自杀性任务的计划，甚至还制定了一些撞机战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具备强制性，因此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往往并不愿意使用这种战术。1944年，希特勒终于扭转了自己对自杀式攻击的观点，认为应当大规模组建类似于日本“神风特攻队”的空中部队。

但是此时的德国已经日薄西山，没有足够的产能生产足够的战机，所以希特勒将主意打到了V1飞弹上面。当时德国的飞弹技术尚不成熟，飞弹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因此希特勒希望将飞弹改为由人来驾驶的，这样能够提高准头。

而且V1飞弹相对来说生产比较简单，工时相对较短，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航空材料，而且普通工厂就能够生产。按照希特勒的构想，这些飞弹将会被驾驶飞向伦敦，并且击毁唐宁街10号，把整个伦敦炸成一片废墟！

其实说白了，希特勒就是通过人力驾驶的方式，把飞弹变成了精确制导的导弹。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来驾驶这些飞弹。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德军都没有招募到足够的飞行员。因为当这些飞行员听说到自己将会去执行必死的任务时，他们都拒绝参加飞弹部队。

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的观念中没有参加战争就一定要去死的观点。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没有这种观念。与其问为什么德国不愿意像日本一样发起自杀式攻击，倒不如问为什么日本愿意发起自杀式攻击，因为日本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例外。

而日本人的愚忠，最后换来的其实也只是两枚原子弹的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