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囊括整个中国东北，尔后发动热河作战，越过长城，一度到达北平近郊。因此，对国民政府来说，中日全面开战之际，日军越过长城由北而南进攻，可以轻易预见。对於日军迟早到来的进攻，国军已筹谋作战计划。当时国军权力中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全国军事最高机关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其下设有职司研拟作战计划的参谋本部。由於蒋身兼参谋总长，且作战计划最终由其批核审定，从这些计划的拟定与演变，得以窥见蒋的军事战略。

随着剿共军事的进展，蒋中正的军事思考从围剿共军加速转换到抗战准备，相关军事规划与部署更显清晰。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全国作战计划有两份，即 1937 年初参谋本部修订完成《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的“甲案”与“乙案”。“甲案”作战计划系采守势作战，同时发挥攻击精神，拟于华北与日军“决战“或“会战”；不得已时，再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乙案”作战计划目标远大，拟攘击日军于长城迤北之线，乘机以主力进攻东北，计划前提或假定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日军将与苏联开战，国军借机收复东北失土。

两份作战计划先前经过不断修改，对於华北皆不拟轻易放弃，即便中日两军战力相差巨大，国军守势之余，仍保积极精神，趁隙转取攻势。亦即，国军节节固守、相机后撤、引敌深入等所谓”空间换取时间”，是计划的次一步；开战之初国军保持积极精神，于各阵线死守或趁势进攻，是计划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作战计划既有于第一线攻防进取和向后节节撤退两种层次，孰轻孰重，难免有不同看法。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1891-1977）参与 1935 年年中的峨眉军官训练团，会后在日记记录训练团宗旨，便是突显后一面向：”我们今天的形势，是华北虽受压迫太甚，但在广大国土上，仍是金甌无缺，然不战则已，一战则最初我或可小胜，以后就不得不向内地撤退，引敌深入，至平汉路以西地区，作持久战。”蒋中正在日记亦常有重视大后方的记载，同年日记云：”对倭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為最后线，而以川黔陕甘為核心”、”强国之国防在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参与机宜的德国军事顾问，对於过度强调后撤的战略不以為然，多次於华北实地考察提出意见，强调华北防御的重要性。1934 年，蒋中正与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1866-1936）有几次辩论，也是围绕在华北战略地位。该年 4、5 月间，两人会商数次，蒋主张对日国防重点区域，应该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他对塞克特说一旦中日开战，准备放弃华北而集中全部力量保卫长江流域，只有 16%的军事预算可以用於华北，因而该处仅能选择战略要点构筑国防工事。塞克特认为，如此将造成日军轻易地绕过要塞，长驱直入，对于整体抗战大局不利。蒋中正回应，从政治上来看，长江以南远比江北地区重要，况且华北的地方部队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塞克特询问：”那么，是否在华北一旦危险时，可以抽调在江西剿共的部队北上？”蒋给予否定答案，指陈：”当务之急是剿共，在江西剿匪战事未完成之前，不可能抽调主力部队去对付日本人。”塞克特最后只能表示，对蒋中正的华北防御方案不承担任何责任。

1935 年 8 月，江西剿共已大有进展，共军离开其赣南根据地。接替塞克特出任总顾问的法肯豪森，上呈蒋一份〈应付时局对策〉，指出向前方作战的必要，亦提及华北的重要性。整理其所说，概可分军事与政略两个层面。军事上，若不战而放弃华北，将予日军行动自由，日军易於集中兵力攻占要地与交通线，国军士气将遭受重大损害。政略上，过早放弃华北或沿海，将失去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城市与工厂，国军难以持久抗战，且日方必将扶植满洲国皇帝溥仪（1906-1967）回北平，达到其分化与控制中国之目的，对国民政府的国际声望有极不良的影响。因此，法肯豪森主张向北推进，取战略守势且採内线作战，”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藉由前线的激烈战斗，促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採积极态度起而干涉。

何以塞克特、法肯豪森等德国军事顾问十分重视第一线攻防进取？其缘故或与当时德国军事思想与其个人作战经验有关。塞克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东线战场担任军参谋长，对俄作战接连获胜，这些经验使其相信，训练、装备、机动性、攻击精神、大胆的战略动作得以弥补数量不足，即使现代军队拥有强大防御火力和工事，坚决进攻仍是胜利的关键；其路线在离华后，為法肯豪森所继承。

法肯豪森的一战经验，亦可说明其为何向蒋中正建议第一线阵地防御然后再伺机进攻。他曾参与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当时德军為突破僵持不下的阵地，於 1916 年 2 月向通往巴黎的要道凡尔登进攻，经过数个月的作战，双方损失近百万人，极其惨烈，从这场大战可见阵地防御的巨大效用。后来，法肯豪森派赴德国盟国土耳其，担任土耳其第七军凯末尔（Mustafa Kemal Pasha，后改名 Kamâl Atatürk，即土耳其国父，1881-1938）的参谋长等职务。1918 年 3 月和 5 月，他亲自指挥与规划两次土军在巴勒斯坦的对英作战，利用地理环境、壕沟阵地阻挡英军，使之伤亡严重，尤其 5 月那次作战，在迟滞消耗英军以后，法肯豪森看好时机发动大规模反攻，致使英军抛戈弃甲，物资损失甚大，土军获得大胜。

法肯豪森这些经验，直接反映在《应付时局对策》，他在报告中强调，自己在一战时历任各级参谋长，自师以至方面（集团）军四年半之久，无间断负一切责任，在俄境、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及阿拉伯等地，作战兵力与物资皆与敌悬殊，补给线与联络线有数千公里之遥，困难达到极点，仍能与兵力物资俱优、后方联络良好之敌相持甚久，屡获胜利。他以这些经歷试图说服蒋中正採纳其建议。既然德国军事顾问在国军作用甚大，法肯豪森的长篇意见，当可获蒋中正一定重视。后来参谋本部的计划与法肯豪森建议若合符节，显示其应发挥一定作用。其实，蒋中正虽想过开战不久即向后撤退到平汉线，但其於日本所受军事熏陶，也是死守阵地并发挥进攻精神的作战方法。其曾自言个人军事思想受两部在日所读之德国兵书影响最大，一為《巴尔克战术书》，一為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所著之《战争论》，前者尤其圈点数回，看过六遍以上。由于蒋自言两书是在日本求学时觅得，故当时所阅《战争论》应是日译本《大战学理》，书中强调防御的重要，并言说於适当机会发动攻击，倡导「攻势防御」。至於影响蒋更深的《巴尔克战术书》，是德国军官威廉．巴尔克（William Balck, 1858-1924）所著，德文版於 1896 年出版（原书名為《战术》［Tactics］），未几出版日译版，题名《巴尔克战术书》。书中在《战争论》基础上强调”决战防御“”，认为守者若不取攻势，则攻者虽遭损害，略加休息即可恢复再举，故抵御时苟遇有利时机，应继以攻击；防御时应重视準备数处阵地工事，愈早构筑愈好，即便后来没有用到，也可收诱惑敌兵之利。该书另有专节述论持久战，将「持久战」区分為“持久战”与”抑留战”，前者多专取守势，后者则含有攻势之意，并可由威胁攻击而变為猛烈之进攻。要之，攻势防御、强调攻击精神等，本是西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战术主流，《巴尔克战术书》可说承袭此一潮流而为蒋所研习。

我们无法直接评估德国军事顾问或德国兵书《巴尔克战术书》与《战争论》对蒋中正抗日军事战略的直接影响，不过从蒋核定的战前作战计画最后版本“甲案”来看，其内容的确与他们的军事见解相呼应。面对日军进攻，该计画规定开战之初国军主力配置于沧保线（河北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若开战之初，国军主力不能进出沧保线，则主力改使用于德石线（德州、束鹿、石家庄附近之线），仍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敌进行“第一次会战”。又若国军不能进出德石线，则国军的冀察绥部队逐次占领预定阵地，行持久战，迟滞敌军前进；主力占领黄河下游之既设阵地，左翼与山西侧面阵地相连繫，进行攻势防御。该计画虽考虑节节后撤，仍以为死守城防有其必要，后撤时拟于天津、北平、青岛、上海、福州、广州等大城市死力固守。

开战初期，蒋中正对军队的指示，亦呼应前述战法。在平津失陷后的一次对全军训示，他指出日军要求速战速决，国军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固守自己的阵地，坚忍不退，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当日军已陷于被动，国军就站在主动的地位“乘机出击”。蒋并且颁布“抗敌战术彙录”12 条，内容处处强调固守据点，坚筑阵地。蒋当时常将“持久战”与“消耗战”并称，后者的内涵，与一战的大规模阵地战相似，欲藉陆续不断的后方增援稳固原定阵线，拉长抗战时间以消耗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