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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0年12月，我离开生养我的家乡，踏上了当兵之路。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

在七十年代，如果是冬季征兵，兵龄和工龄的计算，有着很大差别。比如，在计算兵龄时，均从次年的1月开始算起，以此类推。但在计算工龄时，还是以发放入伍通知书的年份为准。因此，我是1970年12月19日到达部队的，就是1971年兵。但我参加工作的工龄，还是从1970年12月算起。

同时，因为部队1971年12月没有征兵，所以我们这批1971年兵，足足当了两年的新兵。在新兵连，经过为期七十五天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到了通信连（师直属）一排二班，成为了一名战士。

来到通信连后，虽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但连首长和老兵们，对我们这些新兵都非常好，让我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如果仅仅依靠这每天0.45元的标准，虽然能吃饱（部队不会让任何一位战士饿肚子），但每顿饭都是缺油少肉、清汤寡水。因此，在当时，基本上每个连队都会养猪、种菜，来改善伙食，我们连队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当时，与我们通信连营地相邻的一个村庄的乡亲们，还给了我们几小块地。老乡们每年帮我们种上麦子、地瓜、花生，每到夏天、秋天，我们也有一番收获的喜悦。有时，师部的战友来了，我还给他们煮地瓜、花生吃（在他们那里，可没有这种待遇）。

就这样，在通信连每天充实的训练和工作中，日子过得很快，时间转眼就来到了1973年。1973年7月，三年兵的我，被派往师家属厂（生产电池，职工们主要是干部随军家属），完成宣传任务（我会唱一点歌和跳一点舞）。当时，师家属工厂生产的各种电池，主要销售师里的各个单位，再就是让附近城市的商店销售部门进行代销。

记得当时，电池厂的干部家属们，每个月的工资是32元（所有家属都是）。要知道，七十年代的排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才52元。而我，整整当了三年兵，每月的津贴也才8元。按照当时当地的消费水平（当时鸡蛋0.04元一个），每个月能拿到32元工资，已经是非常高了。因此，电池厂家属们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涨，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

在电池厂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宣传任务后，1973年9月，我随即前往通信技工训练队，进行为期半年的无线电装备修理学习。1974年4月初，完成半年的培训学习后，我随即回到通信连，开始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和工作中。

得益于我踏实勤奋的工作态度和高中毕业的学历，终于，在六个月后（1974年10月），我提干的命令下来了：我被任命为通信连一排排长。但说起我提干的经历，还真是有点小插曲。当时，我们通信连一共有三个提干苗子（包括我在内），但只有一个提干名额。这期间，指导员也找我谈了话，问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时听了指导员的话后，我诚恳地回答说，“指导员，在部队提干当排长是工作，退伍回家也是工作，无论怎么样，我都服从组织的安排。”指导员听我说完后，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转身走了。

再后来，我们连队另外的两个提干苗子，一个因为年龄偏大，一个因为犯了错误，都不合适，最后就提了我。因此，在入伍三年零十个月后，我终于提了干，穿上了“四个兜”（当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干部服与战士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服是四个兜，因此提干也叫穿上了四个兜）。

到今天，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提干当排长后的第一个月，我领了工资，是52元（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领到工资后，我先到服务社买了白酒、果酒、罐头等食物，又在炉灶上烤了馒头片，在当天晚上招待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司务长和两位排长。饭桌上，在周围一片祝贺、恭喜的氛围中，我表面谦逊，实则心里“烧包”的一塌糊涂（现在说出来，也不怕各位战友笑话）。毕竟，作为一名农村兵，能在当兵第四年如愿提干，我无疑是幸运的。

在通信连工作三年后，1977年，我随即来到雷达6团，先后在指挥连（副连）、团干部股工作（正连）。到1981年8月，我调任至内蒙33团干部股工作，在干部股工作两年多后（1983年），我又去到一营担任副营长，直至1985年转业（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

当时，我自愿从雷达6团调往内蒙33团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我（二十八岁），已经结婚，也有了一个儿子。因为长年两地分居（在七十年代，部队干部家属能随军的条件是：一，十五年军龄；二，男方三十五周岁以上；三，副营职以上），妻子一个人在家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此，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庭，减轻妻子的负担，我决定前往内蒙33团工作，让妻子和儿子随军（当时，33团的家属随军条件相对较低，正连职以上即可）。

1981年底，我来到33团干部股工作后，一次下连队（到五连）的经历，让我第一次切身实地的感受到了内蒙战士们的不容易。记得那次，我跟干部股长（副营），一起来到五连工作，在中午吃饭时，我看到一位战士把碗伸进打饭口，炊事员给他打了“黑乎乎”的一勺子菜。当时看到这菜，那位战士还以为今天改善伙食，吃上烧茄子了，就高兴地说，“今天这菜可以，再给添点，再给添点。”当时见他要两勺，那炊事员是笑而不语。

随后，等那位战士盛完饭，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菜后，脸上的笑容却马上消失，紧接着，他无奈地说，“我还以为是烧茄子呢，结果又是烂土豆。”当时，在内蒙的冬天，因为气温太低（零下二十多度），那冻过的土豆根本炒不熟，所以吃到嘴里也是咬不动。可尽管如此，五连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和战士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这片土地。

无独有偶，1983年12月底，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一天，刚担任副营长三个月的我，带着汽车连的几名战士，到二连抢修水车（二连的水车机器损坏）。因为知道水车机器关系着二连全连七十多名战士，训练与生活用水的大事，如果不及时抢修，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接到任务后，我们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二连。

到了二连，首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二连营地大门两侧写着的两句话——“艰苦奋斗为人民，保卫边疆献青春”。没有到过二连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两句话的分量的（因为二连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岁月荏苒，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但对于这两句话，我还是记忆深刻。因为这两句话，是对二连全体干部、战士，奉献精神最真实的体现。

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人进了连部后，二连连长（姓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每人倒了半杯水，然后不好意思地说，“副营长，现在我们全连，就只剩下这半暖瓶水了，你们赶来不容易，先喝口水再说。”当时听了武连长的话，再看着站在连部外面的战士，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二连的战士们，你们真是好样的。除此之外，在二连，因为用水困难，战士们冬季不能洗衣服，两天只能洗一次脸（更谈不上洗澡了）。

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二连全体干部、战士，还是几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岗位上，风雪无阻。而那句“艰苦奋斗为人民，保卫边疆献青春”，更是一直激励着我，直到今天。

在一营担任两年副营长后，1985年，在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我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五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前几年，一位在部队时关系很好的老乡，还专程来看我（在通信连，我两次回家探亲时，都专程去他家拜访，并给他孩子买了罐头和橘子汁），并给我捎来了他们两口子亲自剥的花生仁和晒的粉条。我很是感动，作为回礼，我给老战友买了一些天津特产（天津大麻花等等），还送给他一块手表做纪念。

我跟老战友两天的相处很是开心，只是当我俩谈起通信连时，都是忍不住的叹息。因为，那让我们心心念念的通信连营地，早已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剩下了几颗老乡们种的柿子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