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章含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她希望与父亲章士钊合葬，这一决定不仅揭示了她对亲情的深深眷恋，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女人一生所扮演的女儿、妻子与母亲这三个角色中，为何她最终选择了女儿这一身份？
1942年的夏季，上海这座繁华都市沉浸在了绵绵的梅雨中。雨滴如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击打着石板路，街上行人步履匆匆，纷纷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在这般恶劣的天气里，街头却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身影。那是一个小女孩，她孤零零地坐在路边，任凭雨水淋湿她的衣裳。她身着一件显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精致小裙，面容清秀，透出一股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让人一眼便能瞧出她绝非寻常人家的孩子。
有好心人见状，忍不住上前询问：“小姑娘，你的家人呢？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淋雨？”小女孩闻言，嘴唇微微颤抖，似乎想要哭泣，却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她低声呢喃：“我……我没有人要了。
这话让旁人误以为她是个被遗弃的孤儿，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然而没过多久，一辆气派的小汽车缓缓驶来，停在了小女孩的身旁。车门打开，从中走出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他撑起一把伞，走到小女孩身边，温柔地将她扶起，带进了车里。
后来，人们才得知，这个小女孩竟然是章士钊的千金——章含之。那一年，她年仅七岁，虽然名义上是章士钊的养女，但他待她却如同亲生女儿一般疼爱。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曲折。她出生于1935年7月14日，上海的一个显赫家庭。她的生父是军阀陈调元的公子，母亲则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人称“康克令西施”。但她的出生却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反而成为了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因为，她是一个“私生女”。
在那个年代，“私生女”的身份是极为不光彩的。她的母亲谈雪卿曾试图借助女儿的身份上位，跻身陈家的大门。可陈家却坚决不肯接纳这个血脉不纯的孩子。最终，谈雪卿在拿到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后，毅然离开了上海，抛下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陈家对这个无辜的孩子也并无多少怜爱之心，她仿佛成了家族丑闻的牺牲品。就在她即将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时，章士钊站了出来，伸出了援手。他决定承担起抚养这个可怜孩子的责任，为她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章士钊为这个女婴取名“含之”，寓意着她能够包容万物，拥有博大精深的胸怀。他期望这个养女能够成为一名才华横溢、心胸宽广的女子。而章含之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了她的聪慧与才华。
尽管章士钊在童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忙碌，无法亲自照顾家庭，但他始终把章含之放在心上。他将她托付给了自己的二太太溪夫人抚养。但这位溪夫人却是个热衷于麻将的牌友，常常一打就是好几个通宵，对章含之的关心自然也是少之又少。
在那段日子里，章含之对父亲的记忆仅限于一种威严而遥不可及的形象。她心中的空虚和寂寞，唯有在信奉天主教时得到些许慰藉，教堂的静谧成了她独处的避风港。尽管物质上从未匮乏，她总觉得自己与同龄女孩相比，似乎缺少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章含之才逐渐明白，她所渴望的，不过是那份来自亲人的深情关怀。
1941年，章家迎来了新的变化，章士钊纳了一位妾室。这一变化让章含之的养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连带着章含之与养父的见面也变得愈发困难。她对亲情的向往，渐渐化作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使得她在成长的岁月里，始终缺乏一种安全感，渴望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
这种对亲情的强烈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她对爱情的态度。当遇到洪君彦时，章含之的情感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对她而言，爱情仿佛成了一剂治愈亲情缺失的良药。
1949年4月，随着战争的阴霾逐渐笼罩，章含之的生活也受到了波及。当时正在中学就读的她，敏感地察觉到了家庭氛围的紧张。父亲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准备随张治中前往北平，这一去便是音讯全无。她和母亲在担忧父亲安危的同时，还要应对国民党特务的不断骚扰，甚至被迫面临前往台湾的抉择。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中共上海秘密组织的出现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来到章家，带来了父亲安全的消息，并劝说他们拒绝前往台湾，等待与父亲的团聚。这一消息让母女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也坚定了他们留在上海的决心。
上海解放后，为了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暗害，陈毅特意派来战士保护章家的安全。那四名站岗的战士成了章含之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她总会站在楼上好奇地观察他们。尽管母亲屡次想要表达感激之情，送去饭菜和点心，但都被战士们一一婉拒了。他们的严谨自律和与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让章含之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敬意。
1949年11月，在父亲的安排下，章含之与母亲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北京，她顺利进入了贝满中学就读，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不仅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赢得了老师们的广泛赞誉。父亲对她的进步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她未来的期望。
而在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却陷入了专业的选择困境。她原本立志报考水利专业，希望将来能够投身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但学校党组织却认为她的外语天赋更为突出，希望她能够考虑报考外语专业。面对这样的抉择，章含之决定征求父亲的意见。
章士钊在深思熟虑后，认真地给出了他的建议：“我觉得你的兴趣和天赋可能更适合外语专业。当然，水利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外语同样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听了父亲的话，章含之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服从组织的提议，报考外语专业。
她以高分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和实践锻炼，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还在农村锻炼和研究生学习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60年，她如愿留在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开始了她的教育事业生涯。
时光荏苒，转眼来到了1963年，这一年，章含之与毛主席的相遇，成为了她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这次相遇，不仅改变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更让她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想起1962年那个特殊的晚宴，章含之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毛主席邀请了章士钊共进晚餐，而章士钊则带着她一同前往。在晚宴上，气氛轻松愉快，毛主席与章士钊谈笑风生，而章含之也得以与这位伟人近距离接触。
在闲聊中，毛主席得知章含之是一位英语老师，而他当时正好在学习英语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于是，毛主席便向她请教了一些英语问题，章含之都一一耐心解答。这次交流让毛主席对章含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觉得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谦逊有礼。于是，毛主席便诚挚地邀请章含之担任他的英语老师，帮助他提高英语水平。
1964年元旦过后，章含之正式成为了毛主席的英语老师。每个星期日，她都会赶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讲解英语单词和语法。在这段时间里，章含之不仅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成为了父亲与毛主席之间的通讯员。这使得她与父亲的接触逐渐增多，父女关系也开始慢慢回暖。
在与毛主席的交流中，章含之不仅学到了许多英语知识，还从毛主席那里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毛主席经常与她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让她受益匪浅。同时，毛主席也关心她的成长和进步，时常给予她鼓励和支持。
有一次，在讨论完英语后，毛主席突然问起章含之与父亲的关系。章含之坦言，虽然她与父亲在生活上是一家人，但在政治上却保持着距离。她认为父亲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而自己则是共产党员，需要与他划清界限。
然而毛主席听后却并不赞同她的观点。他语重心长地告诉章含之，不应该仅仅因为父亲过去的身份而与他划清界限。毛主席提到，章士钊虽然曾经担任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并反对过学生运动，但他也有革命的一面。
毛主席向章含之讲述了章士钊曾经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的历史，以及他为筹备党的成立而筹集经费的事迹。这些故事让章含之对父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过于片面。
为了进一步改善父女关系，毛主席还给章含之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让章含之回家告诉章士钊，当年向他借的钱将分十年全部还清。这个任务让章含之有了更多与父亲接触的机会，也让她开始主动关心父亲的生活和感受。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章含之每月都会替毛主席把钱送回家给父亲。这段时间里，她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起落落，但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却逐渐缓和了下来。他们开始能够坦诚地交流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体验到了父女之间应有的亲情和温暖。
1972年，已经91岁高龄的章士钊因病住院。得知这个消息后，章含之立刻赶到医院看望他。在病床边，父女俩进行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深刻的谈话。章士钊满怀歉意地对女儿说：“你能到今天，我没为你做过什么事，对不住你……章家能出你这样的人才，我也觉得安慰了。”说着，老人的眼里就泛起了泪花。看到父亲如此动情，章含之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多年后，当章含之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她向照顾她的护士表达了自己的遗愿：“我死后要和父亲葬在一处。”这个遗愿不仅体现了她对父亲的愧疚和怀念，更彰显了她对亲情的珍视和追求。在章含之的人生中，虽然她曾经为丈夫乔冠华而活，但在她去世后，她希望能够永远陪伴在父亲身边，以此弥补过去对父亲的亏欠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