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夏，中共驻《新华日报》记者薛凯与刘雨昕偶至旧书肆，一摊位前，一包手稿引人注目，标题《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跃然扉页，二人不由驻足细阅。

国共合作二度携手时，国民党内部顽固势力悄然掀动反共暗流，对革命言论施以严密监控。

何人能书“吾投身革命洪流”？字里行间，共产党人之志跃然纸上，昭然若揭！

薛凯与刘雨昕迅速交换意见，恍然大悟。原来这旧书市紧邻国民党中统监狱，狱中囚禁诸多政治人士。

昔日，狱警常携囚犯遗书、手稿至书摊兜售，渐成惯例。于是，囚犯家属纷纷踏至，寻觅亲人书信与绝笔，无形中催生了专营政治犯信稿的特别行业。

两位记者迅速翻开那本泛黄的手稿，细致审视，瞬间惊叹不已，原来这竟是革命先烈、军事奇才方志敏的珍贵遗墨。

方志敏于1928年引领弋横起义，亲手缔造赣东北革命摇篮，奠定了坚实的革命根据地基础。

历任赣东北、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首脑，红十军、红十一军政委，并掌舵中共闽浙赣省委，引领革命风云。

方志敏巧妙融合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情，独创了党建、军建及红色政权构建的一整套宝贵经验，毛泽东赞誉其为“方志敏模式”的根据地典范。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于突围中被捕，面对国民党劝降，他坚决拒绝，最终于同年8月6日遭秘密处决，英勇就义。

在重庆，薛凯与刘雨昕偶遇方志敏手稿，此时距其英勇就义已四载。手稿珍稀非凡，二人即刻向摊主询价。

这位摊主是此行的老手，或许不谙革命风云，却深知信稿的奥秘：在路人眼中为废纸，于寻觅者则是无价之宝。凡问及者，必是同道中人。故而摊主狮子大开口，一口价五百银元。

1936年国民政府推行货币革新，引入法币流通，然滥印之下，法币价值骤降，银元反成市场硬货，流通无阻。

1939年，物资匮乏，通胀肆虐，但银元购买力尚存。彼时，一枚银元能换取约15斤大米，五百枚则足以购得七千五百斤，实属一笔可观之财。

薛凯与刘雨昕闲逛之际，囊中羞涩，便商议对策。薛凯自愿留下看摊，而刘雨昕则匆匆返回报社，向总经理熊瑾玎汇报情况。

熊瑾玎刻不容缓，迅速致电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主任立决：务必全力夺回方志敏遗稿，不惜任何代价。

在刘雨昕的引领下，熊瑾玎匆匆奔赴旧书市，经过一番激烈的价格交锋，他最终以不菲的370大洋成交，将那份珍贵的文稿收入囊中。

在摊主眼中，这或许是意外之财，但对共产党人而言，文稿蕴含的价值远非金钱所能衡量，其重要性无可估量。

方志敏狱中著《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外，还创作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逾十万字作品，均被保存。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连续多年被编入中小学教材。

1985年，党组织精心汇编方志敏狱中遗作，集结成《方志敏文集》，并邀邓小平亲笔题字，后由人民出版社郑重推出，传承革命精神。

引人遐想的是，方志敏如何在囚室中笔耕不辍，完成书稿？这些珍贵文献如何逃脱牢笼束缚？特别是，他囚于南昌，而《我从事革命斗争》却现身重庆旧书摊，谜团重重。

方志敏不幸遭擒，于1935年2月2日遭国民党军警掳至南昌，被幽禁于绥靖公署军法处的暗无天日之所。

初时，方志敏与战友刘畴西等被囚于简陋囚室，方志敏心怀赴死之志，欲求速终。然国民党顽固派不愿见其轻易离世，企图诱降，欲借其声名重创革命。然方志敏多次拒降，坚定不移。

反动势力深恐方志敏遇险，遂将其幽禁于看守所的“特殊照顾室”，企图孤立其处境。

身陷囹圄，方志敏矢志不渝，决心将毕生斗争历程、宝贵经验与对党的深切情感，倾囊相述，以笔为剑，抒发忠诚与热爱。

方志敏向狱方索纸笔，凌凤梧所长误以为其欲坦白罪行，遂速备纸笔与旧桌。方志敏数日伏案，挥洒数十张纸，尽抒胸中丘壑。

凌凤梧，文人雅士，接过纸张细阅，皆是战事纪实。他好奇询问方志敏笔下所绘，而方志敏心存戒备，笑言：“心绪纷乱，记忆零碎，随思随录，待全貌浮现再作整理。”

凌凤梧或许已洞悉方志敏之谋，却未点破，以宽容之心，故作不察，任由方志敏笔下生花，自由挥洒。

方志敏深知所长难信，为传递文稿，他巧妙接近可靠的看守求助。文稿中透露：“士兵亦好亲近，即便身为重囚，交谈间他们皆显和蔼，易于沟通。”

锁定的首位争取者，是年仅23岁的看守高家俊，其学生运动背景与苏区经历虽未引其入党，却深植了对共产党的善意。迫于生计，他步入看守之职，却仍是潜在的同志之心。

高家俊于看守所值班之余，常聆听方志敏阐扬革命真理与党的理念，心生敬仰。他私下为方志敏传递文房四宝、生活所需，更密谋越狱之策，秘密传递纸条至刘畴西等囚友，共谋自由之路。

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监控方志敏，安庆警备副司令桂永清指派反共人士徐葵暗中盯梢，手段颇为严密。

徐葵，国民党前官，因南京机场火灾失职入狱。为求赎罪，他主动盯梢方志敏，深夜灯火下，方志敏笔耕不辍，皆成徐葵密报桂永清之资。

桂永清频繁突袭方志敏囚室，幸得凌凤梧、高家俊等人巧妙掩护，屡次化险为夷。即便偶有搜获，亦仅是方志敏于纸上涂写的琐碎之物，无关紧要。

方志敏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写作，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与监狱的恶劣环境交相夹击，蚊虫猖獗，牢房潮湿憋闷，但他仍矢志不渝。

狱中，方志敏屡遭酷刑，健康堪忧。每执笔稍久，便觉天旋地转，体力不支，然仍坚持书写。

方志敏虽感头晕目眩，仍坚持倚桌小憩或闭目养神，稍事恢复便即刻投入写作。幸得高家俊暗中相助，赠药以解病痛，助其坚持笔耕不辍。

方志敏迅速积攒文稿，细心地用油纸包裹藏匿于枕中。然牢房屋顶渗水，铺盖需频晒，此举险象环生，易露破绽。

方志敏刚封装完文稿，忽闻牢外步履声近，警觉是敌巡查。他迅速将油纸包掷入便池，巧妙隐匿，从而避开了搜捕危机。

几番历险后，方志敏决心寻觅文稿的安全港湾。他细搜牢房每一寸，掀起草纸见青砖，心生妙计。遂请高家俊助得半截锯条，夜深人静时，他悄然揭开床头墙纸，细磨砖缝泥泞，取出一砖，恰成隐秘之穴。复以草纸遮掩，令文稿隐匿无形，难以窥探。

完成使命后，方志敏密告高家俊一秘辛：若他遭遇不测，望家俊取出文稿，设法呈递中共党组织，以续未竟之志。

雨日，屋顶渗水，墙缝间文稿遭殃，方志敏急取文稿欲避水患，未料桂永清突召众囚训诫，并遣狱卒搜查囚室。

方志敏焦急万分于监舍外，忧虑文稿暴露。归至囚室，见砖复原，油纸包无踪。瞥见高家俊巡逻时隐秘颔首，方顿悟，文稿已由其悄然转移，心稍安。

文稿几经波折，方志敏深知其重要性，若未能穿越铁窗送达外界，将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面对方志敏的请托，高家俊瞬间领会其意，毅然允诺将文稿悄然带出牢狱，尽显义气与担当。

这项任务艰巨无比，从监狱秘密带出文稿已是重重难关，再将其安全送达中共党组织手中，更是难上加难。

方志敏深信，唯有争取到社会贤达对共产党的共鸣或援手，文稿方能安然送达党组织怀抱。为此，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南昌至上海的传递之旅。

高家俊面对挑战独木难支，幸而女友程全昭自杭州赴南昌相助，同为进步青年，她于探望之际亦与方志敏数度相逢。

高家俊与方志敏商议，诚邀程全昭赴沪送稿，程全昭欣然应允，即刻准备启程。

方志敏亲笔书信一封，并赠予程全昭四张名片，其上仅一行字：“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

方志敏授意程全昭化名“李贞”，赴沪宝隆医院，寻女医林疏俞，助其安顿并转交文稿至宋庆龄、鲁迅、李公朴、邹韬奋中任一真身，务必亲手递交。若遇不遇，留书及名片，待后有人联络。

两日后，程全昭携书稿与信件至沪，入住宝隆医院。依方志敏所托，她探访宋庆龄宅邸，然遇佣人告之夫人外出。程全昭遂留书与名片，以候转达。

随后，她探访鲁迅、李公朴与邹韬奋未果，便留下书信与名刺，怅然返回医院。

入内不久，护士告知洗手间有约。程全昭步入，遇一盛装女子递上名片，自称宋氏，言已阅方志敏书函，专程取稿。程心领神会，此乃宋庆龄无疑，遂恭敬呈上文稿。

女子接过文稿，面容凝重地告知程全昭，她正被暗中监视，处境堪忧，需即刻撤离。

昔日，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民主斗士如宋庆龄、鲁迅等，已遭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若有生面孔出入，即被尾随、窥探，形势严峻。

程全昭，一位年轻女性，浑然未觉自己已身处险境，被无形之眼紧盯，随时可能落入捕网之中。

华贵妇人安抚她无惧，赠予衣帽高跟，程全昭换装后自信步出医院，直驱码头。囊中羞涩，仅余归杭船资，遂踏上归途。

宋姓女子赠予程全昭华服后，换上朴素衣衫与旧鞋，以妆容化身为老妪，背负文稿，缓缓步出医院大门。

方知那位并非宋庆龄，实为邹韬奋书店的胡子婴，乔装阔太取手稿，自称为宋氏，程全昭误认其为宋庆龄。

胡子婴归至书店，将稿件递予生活书店掌舵人毕云程，后者乃中共挚友，旋即转呈中共特科。

王世英，昔日中共特科临危受命者，忆往昔，1935年盛夏七月，毕云程悄然携密文而至，皆以隐形墨书就。经其精心显影，方显真容，竟是方志敏狱中泣血之作。

程全昭曾私自前往南昌，归家后遭父母严密监控，从此行踪受限，难逃家庭牢笼。

方志敏与高家俊身陷囹圄，苦候佳音逾月，杳无音讯，心中渐生忧虑，恐程全昭遭遇不测。

1935年7月末，高家俊急赴沪，携信与名片谒见李公朴，旋即遭特务尾随。他机敏周旋，摆脱追踪，急赴车站拟奔杭州寻程全昭。然夜宿旅店突遭火厄，未寄书信尽付一炬。

面对身份泄露的险境，高家俊深知重返南昌无异于步入陷阱，遂决意不回，以避锋芒。

逆境中的方志敏不屈不挠，利用智慧，在铁窗内寻得转机，与邻室监友胡逸民建立特殊联系，共谋未来。

胡逸民，曾任国民党审判委员会首脑与南京监狱长官，因涉密泄国军围剿策略、私释共产党人，不幸身陷囹圄。

胡逸民身为国民党监狱界的显赫人物，即便身陷囹圄，其深厚背景仍令狱卒们对其格外关照。在狱中，他行动自由，其姨太太亦能随时探访，享受特殊待遇。

胡逸民居于“特殊待遇室”，后方志敏亦得此待遇，二人相邻而居。胡逸民对方志敏这位狱友颇感好奇，误以为其或将归顺国民政府，方得此优待。

胡逸民对方志敏感慨道：“您的才智，足以胜任政府高位，而今却遭囚禁，生死未卜。众人皆劝您屈从，您意下如何？”

方志敏从容不迫地回应：“投降乃荒诞之言，唯余牺牲之念。革命者之魂，唯存于敌刃之下，绝无屈膝之可能！”

南京监狱长胡逸民，目睹众多临死挣扎，方志敏之凛然正气，实属罕见，令其对共产党人另眼相看。

狱内二人常论救国救民之道，方志敏革命理念使胡逸民恍然大悟，心生敬仰，更主动请缨，言若有需，必效犬马之劳。

方志敏向胡逸民恳请协助传递文稿，胡逸民闻讯，毫不犹豫，欣然应允。

一日，向影心携酒肉探胡逸民于狱中，胡邀方志敏共食。席间，方志敏恳请向影心代赴城中“聚贤斋”，为茶楼掌柜黄韵波传递尺素。

"聚贤斋"实为南昌中共隐秘据点，黄韵波担纲站长重任。方志敏于信中细陈文稿现状，并筹划递送之计。

数日之后，向影心顺利带回黄韵波密函，函中言明：“文稿可速传，党组织研判当前越狱时机未至，需巧妙与敌周旋，以赢得外界营救之宝贵时机。”

方志敏将油纸包托付向影心转交黄韵波，向影心却失踪，音讯全无。胡逸民探寻得知向影心迁居失联，“聚贤斋”停业，黄老板也消失。方志敏推断，交通站已遭敌破坏。

预感危机降临，方志敏于七月下旬某夜，将满载心血的手稿托付胡逸民，言：“你我囚友一场，望君重获自由后，前往四川北路寻鲁迅先生，代我传递未尽之言。”

随后，方志敏托付胡逸民保管致党中央及鲁迅等杰出民主人士的函件，内含《可爱的中国》《清贫》与《狱中纪实》等珍贵文稿。

胡逸民洞悉时局，深知方志敏不屈之志，必遭当局严惩。他紧握方志敏之手，许下坚定承诺：定不负重托，护其周全。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遭羁押而出牢房，步入前往刑场的命运。胡逸民目睹这一幕，深知这位革命巨擘即将陨落。

胡逸民经于右任力保获释，恐遭国民党特务监视，未敢即送文稿。他先于南昌暂避风头，后转至杭州隐匿，终下决心携稿赴沪求见鲁迅。

1936年深秋，胡逸民乔装商人抵沪，怀揣密函寻觅中共联络人，却陷茫茫人海，偌大上海，中共党组织踪迹难觅，令他倍感焦虑。

犹豫之际，他忆起救国会的领袖章乃器先生，据传与“共党”有所牵连，心中顿生一丝希望。

11月18日晚，胡逸民携方志敏手稿至章乃器宅，自称为方志敏狱中挚友，细述其狱中英勇斗争。为表达对烈士之敬仰，毅然将文稿转交中共党组织。

面对寻党无门，胡逸民利用救国会与共产党的紧密关系，委托其传递信件。殊不知，章乃器之妻胡子婴，正是转交程全昭手稿给党组织的幕后之人。

数日之后，章乃器不幸被捕，胡子婴恐遭牵连，急电宋庆龄求助，并迅速将手稿转交其保管。宋庆龄旋即安全转交手稿于中共党员冯雪峰手中。

胡逸民事后惊觉，向影心早于他出狱前悄然离南昌，其后更涉足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重庆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