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之谜：为什么连敌人也敬重他？

周总理去世那年，北京的十里长街挤满了送灵车的百姓，淳朴的人们不顾天寒地冻，追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总理的名字。

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一生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国家大义出生入死，受到了中外无数民众和仁人志士的爱戴，甚至不少还是我党的敌人。

而为什么连敌人也敬重周总理？纵观周总理的一生，这也许是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胸怀天下的家国大义，二是他作为外交官的沉稳机智，再有便是他独有的的个人魅力。

一、为国家大义，三助蒋介石

1925年，是国共合作的时期。这一年10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征，途中，蒋介石不幸被围。堂堂总指挥官，落得个东躲西藏的狼狈模样。

蒋介石脾气一上来，直接坐地不起，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堂堂一个总司令，竟然落得这般田地，有何颜面去面对江东的父老。往日，我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教导你们‘不成功，便成仁’。今天，我就要实现我自己的诺言，不辱没了黄埔的威名。”

话落，蒋介石拿起手中的短剑，就往自己的脖子上送。随行的副官陈赓不及多想，已经眼疾手快地夺下了他手中的短剑，背起蒋介石拼命跑了起来。

最后，两人躲进了一户农家，也等来了几位军官。但是，这远远不够他们摆脱危机，情急之下，蒋介石想到了周总理。“此地不宜久留！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请他让第1师来接应我们，现在，谁去送信？”

蒋介石副官陈赓扮作农民，将蒋介石的亲笔书信送到了周总理手中。鉴于国共合作的关系。周总理搭手解救了蒋介石，这是他一助蒋介石。

周总理第二次救蒋介石时，两人已经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处于对立面。彼时，西安事变，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绑了蒋介石，以此来要挟蒋介石停止内战，对外抗日。

事变后，关于如何处理手中的蒋介石，张杨二人产生了分歧。是杀是放，两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将决定权交给了周总理。

听闻张、杨二人的行动，党中央当即表示派遣周总理去西安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党内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放蒋”，一派主张“杀蒋”。

周总理自然是赞同放掉蒋介石的，他说：“捉了蒋介石以后杀他是困难的，以如今国内的局势，放蒋反而更为有利。”

秉持着大局的观念，周总理多次谈判、斡旋，最终使得蒋介石平安回家，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这是周总理二助蒋介石，也是在这一次，周总理同时搭救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刚刚结束了在西伯利亚9个多月的流放生活没两年。虽然当时的他生活条件已经有所好转，但自从15岁那年蒋经国独自去到莫斯科留学起，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家了。

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曾因为立场问题扬言要和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只不过在周总理的劝解下，打消了念头。也因为周总理和蒋经国这层关系，思念儿子的蒋介石便在谈判桌上提出了希望周总理帮忙协助蒋经国回国的请求，周总理自然没有拒绝。

第二年，周总理告诉了蒋介石蒋经国即将回国的消息，蒋介石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十年苦斗，如今国与家都逐渐看到了光明。”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帮助蒋介石。

同样，因为这样帮助，蒋介石曾经真诚地感慨道，“周总理是中共最理智、最有人情味的同志。”而周总理的人情味也不仅表现在他的家国大义上，在外交场合也有着十足的体现。

二、人情味十足的和平共处外交理念

联合国曾经的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这样评价周总理，“他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

新中国初立，落败的西方国家尽一切可能打击中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步维艰的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掌门人，周总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外交破局战。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的正式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本着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的原则，周总理所代表的中国自然是不赞同西方国家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涉。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冠冕堂皇的发言，周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不怀好意的心思，也是这一番有理有据的发言，使得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会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面对美国记者时说道：“第一回合我们败了。”

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惊艳了世人。此后，作为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总理，数次以非凡的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创下了辉煌的战绩，以至于不少别国的名流政客提起他时，都纷纷感慨于他独特的魅力。而在所有的建交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与日本的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与日本建交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周总理的心中。奈何二战之后，日本以美国为首实行反华政策，甚至一度严格禁止日本老百姓与中国来往。这对于站在大局立场、希望与日本和平发展的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好的兆头。

然而，即便日本政府再怎么禁止本国百姓与中国的来往，毕竟是一衣带水的关系，百姓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于是，在中日民间出现了不少彼此来往的团体。

这让周总理看到了希望，他说：在两国政府能够直接交往之前，两国人民多多来往是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改善的。

也因此，对于中日贸易，中央表示出了很大的支持，周总理也提出了很多“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新的外交理念。当然，对于国内百姓仇日的想法，中国政府也是开展了不少的教育工作。

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中日的民间往来与日俱增，这其中，也不离开周总理的倾心维护。

肖向前是一位长期参加对日民间和半官方工作的外交家，他曾经在自己的书中提起过，周总理对于日本的来访者，大多都会予以会见，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来访者，会见人数更多，时间更久，内容更深。因为中日自古就是有着密切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日后发展为什么样的关系才有利于亚洲和世界，这是周总理一直牵挂的问题。

终于，1972年，在多方的努力和周旋下，中日恢复了正常邦交，周总理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在恢复建交的仪式上，日本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了中国几株樱花树，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隔年，在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前，周总理特意询问起了樱花树的长势，现场无人能够回答。周总理说，这点事都没有想到，到了日本，别人问起，你们要怎么回答？

于是，周总理连忙派人去看，去看的人摘回了几片樱花树的叶子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将其交给了访日的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去到日本后，廖承志将这几片樱花树的叶子交给了日本首相，日本首相十分高兴。这一充满人情味的举动，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

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岛田政雄说，“像周总理这样日理万机的总理，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会见众多的日本人，如果有需要，彻夜长谈也是在所不辞。像周总理那样同日本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