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汽笛声与货轮的轰鸣交织成一首财富交响曲。51岁的李嘉诚站在中环写字楼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刚刚收购的“和记黄埔”旗下码头——那里堆叠的集装箱，像极了他精心码放的命运筹码。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46年后，自己会被同胞冠以“李黄瓜”的蔑称，更不会料到一场千亿港口的甩卖，将彻底撕开“纯粹商人”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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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的称号诞生于香港霓虹闪烁的黄金年代。1950年代，李嘉诚用7000美元创办长江塑胶厂，踩着香港工业化浪潮攀上金字塔尖。

1967年香港暴动，地产暴跌，他像嗅到血腥的鲨鱼，以“抄底”之名鲸吞土地。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他已手握全港七成港口吞吐量，成为英资撤离后最大的“接盘侠”。

真正的转折在1997年。当美国将巴拿马运河主权移交给巴拿马政府时，李嘉诚的“和记港口”以25+25年特许经营权，悄然拿下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与克里斯托瓦尔港。

这个决定看似商业嗅觉灵敏，实则暗合殖民遗产的转移逻辑——旧帝国退场，新买办登场。2006年，他将和记港口20%股权卖给新加坡PSA，单笔套现31.2亿美元。媒体盛赞“李超人点石成金”，却无人追问：这些港口，真的是靠“商业智慧”拿下的吗？

彼时的中国正敞开改革开放的大门。深圳盐田港、上海外高桥港……李嘉诚以“爱国商人”姿态布局内地，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北京东方广场项目，他甚至能让长安街上的中央部委搬迁。政策红利、土地垄断、政商关系，这些才是“超人”飞升的隐形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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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个微妙的分水岭。当“一带一路”倡议初露锋芒时，李嘉诚却开始抛售内地资产。上海陆家嘴世纪汇广场、广州西城都荟……累计套现超1700亿港元。

2015年，他将屈臣氏24.95%股权卖给淡马锡；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前夕，又清仓英国电网资产。每一步都精准踩在动荡前夕，像极了赌桌上计算赔率的职业赌徒。

香港市民逐渐看清真相：这个口称“爱国爱港”的商人，早已把家族信托迁往开曼群岛。他在内地赚取的每一分钱，最终流向伦敦的泰晤士河畔。

当华为被美国制裁、TikTok遭强制出售时，李嘉诚基金会却向麻省理工学院捐赠2亿美元。网友戏谑：“李超人的‘超’，是超脱国籍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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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97岁的李嘉诚掀开赌桌底牌。当特朗普威胁“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时，他将43个港口打包卖给贝莱德财团，套现228亿美元。

交易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以及欧洲12国、美洲7国的战略节点。这笔买卖有多精明？长和负债率从23.6%骤降至18%，而贝莱德CEO芬克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密会的照片，早已暗示这场“商业交易”的政治底色。

中国舆论场瞬间爆炸。《大公报》以“莫天真，勿糊涂”六字檄文痛批，港澳办罕见转发；前特首梁振英质问：“商人有没有祖国？”

而李嘉诚的回应，仍是那套陈词滥调：“在商言商。”讽刺的是，当美国企业苹果、谷歌从未背离国家利益时，这位吃着中国红利起家的商人，却把自己活成了跨国资本的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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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超人”到“李黄瓜”，绰号的变迁折射着一个时代的觉醒。当中国需要战略资产守卫贸易命脉时，他选择将巴拿马港口拱手让人；当华为用5G技术打破西方垄断时，他的基金会却在资助美国AI实验室。

巴菲特说“没人能靠做空祖国成功”，而李嘉诚用一生演绎了反面教材——他的确赚到了最后一个铜板，却也输掉了最后一丝尊严。

今天，北斗导航的货轮正穿越北极航道，中远海运的旗帜插遍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当国家崛起需要企业家扛起责任时，97岁的李嘉诚坐在深水湾豪宅里数着美元，听着窗外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那声音，像极了历史长河冲刷赌徒筹码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