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0年5月，我和妻决定结束在城里打工的日子，回到老家生活。说实在的，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我们，该有个孩子了，况且家里需要我们。

妹是在当年春节前出嫁的，她小我一岁多，在农村，和她同龄的女孩，孩子一般都四五岁了。没办法，家里离不开她。那些年母亲一直有病在身，需要人在身边照顾，我和哥在外工作，这担子自然就落在她头上，也幸亏她那么任劳任怨。

那几年给妹说媒的不少，可我在前面还未成家，自是只能把她拖着。还有，说媒的多半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觉得把她嫁到同村最好，或是招个上门女婿，可我们总觉得这样不妥，似乎对妹有点愧心，况且名声也不好听——家里有两个儿子，怎么能招婿呢。

我是在1999年初结的婚。妻户籍在农村，可多年来在外打工的她，像是也并不喜欢待在家里。照顾母亲的重任，还是妹来担着。

还是那年，我决定离开原单位，出去闯闯。我想做一名记者，或是编辑的工作，那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而我当时的身份，是化工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却从未喜欢过这份工作。只是命运在十七岁那年，很突然地把我推到这里，成为别人眼里羡慕的国企员工。

我给单位请了长假，按停薪留职处理，和妻一道来到城市。这期间不小心她怀了孩子，我们当时租住在城中村，就在街上的卫生院把孩子做掉了。而更早以前，还在恋爱阶段，她也曾突发有孕，当然更不是时候。

对于这两次堕胎，应该说我们当时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或是觉得不忍与不该，以及有什么负罪感。不想如今，唯一的儿子意外丧生，妻的身体再不能孕育生命，我恍然觉得，这就是上天对我们当年不珍惜生命所做的最大惩罚。

是的，或许我可以认为，那时候事业与理想才是第一位的，其它的都要给它让路，况且我们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做父母，可对生命的某种轻视又像是显而易见。

2.

做记者的日子，像是并不称心，我感觉压力很大，也并非如自己的期望与想象，真正实践了之后才意识到，它其实并不符合我的性情与需要，我只是喜欢文学，我误解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关联。

或许可以说，是打工的不顺心与不如意，让我决定还是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生活。那一段时间，嫁出去的妹又回来在帮忙照顾母亲。

原以为回了家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不想却有了更多的矛盾。母亲那时候病情愈发不好，常在夜里可能因为身体难受而哀嚎，有孕在身的妻时有怨言，父亲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好，后来甚至让哥花钱把妹叫回来照顾母亲，我和妻在家似乎已无法自处。那年春节的一次冲突，父亲甚至要撵我们走，我和妻只得抱着半岁的儿子去单位宿舍暂住。

2002年五一假期前，因脑血栓后遗症瘫痪了近十一年的母亲走了。我知道，她心里有太多的不甘与放不下，再怎么要强的她，也没能拗过命运，一辈子没享过福，只像是来遭罪的。只是不知她的罪是不是替我们受的，我更有愧于她。

3.

生儿子那年我二十八岁，算是不小了，可做父母，我们像是还并没有准备好。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下班回家，妻就向我抱怨，她一天在家像坐牢一样，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就窝在村子那点地方，然后就把孩子塞到我怀里，好像那一刻看孩子就是我的责任了，她已经有点不胜其烦。

我明白，习惯了在外做工的她不喜欢农村及居家的生活，而家里也没有老人可以帮得上她，她心里有怨，一开始患病的母亲就不说了，是有心无力，只能坐在轮椅上嘿嘿地苦笑，父亲呢，基本是不着家的，不是在村西的十字路口与乡党们闲聊，就是在斜对面商店那家打麻将，吃饭的时候把他请回来。

而我那几年在工作之余，还想继续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自考。儿子刚会走路那会，我正忙着在二楼的小屋里看书，他自己竟顺着楼梯一步步爬上来。当然是妻让她来找我的。我只好把他抱起来放在膝头，一边学习一边哄他。

后来专业课都通过了，只剩下英语一门，我最终决定放弃获得文凭，一则外文实在搁置太久，我已没有精力能保证通过，二则也觉得没必要再要那一纸文凭。我没打算再离开企业，安心地做着那份可以糊口的工作，有它，用同事讥笑似的话说，擦屁股还嫌硬呢。在单位，它不能为我带来任何一点改变或效益，有与无并无差异。

4.

儿子刚长到两岁半，妻就吵着要出去打工，想尽快把儿子送去幼儿园。只是他实在太小，尝试着送去了几日，他哭得嗓子都哑了，我实在不忍心，还是决定等长到三岁再说。

儿子的幼儿园是在妻娘家村里上的，平时的接送基本都是岳父来完成。只是在孩子四岁时，我又去了千里之外的异乡工作。那是总公司在外地建的一家合资企业，公开选聘外派员工，我想着换个环境也好，还能增加收入，省得妻在纺织厂做得那么辛苦，就报了名，然后幸运地被录取。

在异乡一待就是六年多，我走时儿子四岁，回来时他读四年级。记得那些年每次和她们娘俩通话，儿子从来都不接我电话，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一句，我嫌你不回来。每每想到此，我不觉便泪湿眼眶。而那时候，妻不但一个人要照顾孩子学习，还继续在外面做工，并时不时地就和父亲闹了矛盾。

我知道孩子成长的那几年我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缺位的，以为回来了可以弥补，似乎无形中就对他要求得严了些。也或是他本身的性格就有些内向与执拗，读五年级时，一次普通的中考，他竟因成绩不理想怕回家受批评，和另一位同学决定离家出走。

我们是凌晨两点多才找到他的，也没走远，就是在另一处小区里瞎转躲着不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拉着他的手，并没有多说什么，我当时在想，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其实比什么都好。

只是后来的我，又像是把这些全忘记了。升初中时，他成绩不好，只能回原学籍所在地读书，我想着那里与我居住地太远，住校不放心，教学质量也不好，便花钱托人给他办了借读。三年中学下来，应该说有些进步，考上了普通高中，再一次花钱托人，又办了借读。

应该说，我们的做法是有些效果的，要不然后来的他高考成绩也不可能过一本线。只是这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期望与压力，他应该也是意识到了想学好，但是却极为吃力与艰难。

高考那一年，村里幸运地拆迁，我们获得了一笔补偿款，儿子因此执意要报考中外合作院校，因为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现在想来，他想必是想离我们远远的，就像我们当年送他去大学，在校门外，他就执意要我们走，不想让我们再往前一步。

2020年突发疫情，2021年原本打算去英国留学的他，被挡在了门外——儿子经过两次补考通过的雅思成绩，意外地未得到英国教育部认可，被刷了下来，需要推后一年，重新再考。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事，却让儿子选择走了绝路。

5.

是什么让他终究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宁愿把留学的梦想留给来世去实现？我想不明白，也始终难以理解。

儿子走后，我时常反省自己在教育他整个过程中，到底有什么问题。是我们时常因花钱的事在他面前念叨让他不胜其烦，还是我们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时从不懂得在他面前回避？而这一切是不是对他的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我知道儿子性格里有很执拗的成分，生活的细节上，有太多我看不惯的地方，便不由得不说，希望他改正。可是没用。比如，他洗脸用的毛巾，从来都是干的，洗脸时匆匆用水一抹，然后擦干完事。平时洗手也是如此，这样过不了多久，毛巾就变了颜色，脏是一定的，但他从不会去洗，哪怕是我喊他去洗澡，毛巾照样不见水，为此我没少说他，但他依旧故我。不是他故意不听，与我对着干，我现在明白了，那就是他自己，就像有些人有洁癖一样，他就喜欢这样，不喜欢毛巾是湿的这么简单。

其实生活里就是这样的细节与小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方式与习性，外人可能很难理解与认可，这不奇怪，我们又何必太过纠结与反对，一定或非要怎么样才行。怎么活着都是个体的选择与喜欢，不见得怎么就不堪抑或是羞耻，而过强的自尊心反而会害了自己。

而性情上的事，是由基因决定的，由基因决定的事，靠教导也逆转不了。也许这时候，顺着他是应该持有的最恰当方式，他自己会觉得既得到了认同，彼此相处起来也会感觉畅快与舒服，不会别扭与相抵。

只是遗憾，这些是我在儿子不幸离开以后才意识与醒悟到的，儿子再不能回来，更没办法重新来过。

五十岁的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父亲，想要真心地爱他，全身心地呵护他，幸福地陪着他一分一秒，欣然地伴着他长大，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并满心美好地感动着。而在这个过程中，要给他足够的认同与鼓励，欣赏与赞美，并非过多的说教，或是提出希望与要求，更不能把生活中太多负面的东西在他面前展露，影响他正常的心智成长与建立。

是的，这便是当下的我们，准备着怎样做父母，期望着上天能赐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真正地实践如何去爱。我知道，我们准备好了。

2024.1.21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