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谢赫·哈西娜在最近的大规模起义中被推翻，这为孟加拉国长期以来的民主过渡斗争带来了新的乐观情绪。从90年代大规模起义后民主过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公众舆论已经形成，支持包括国家宪法在内的各种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体制改革的失败和成功中吸取教训。
突尼斯政治领导人和民间社会团体在争取民主过渡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务实和基于共识的政治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正如穆罕默德·达伍德·索菲在《突尼斯革命和民主过渡》（2022）中提到的那样。从突尼斯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中，我们可以了解在民主过渡道路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2011年1月，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在一场大规模起义中被赶下台。之后，为了摆脱旧的独裁统治，开始民主过渡，决定选举一个全国制宪会议（NCA）来起草新宪法。成立了一个名为“实现革命目标高级管理局”（HAARO）的委员会，简称为本·阿丘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选举法和程序，以顺利进行NCA选举。该委员会有155名成员，广泛代表法律专家、学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党。经过自由公正的选举，2011年10月，由217名成员组成的NCA与各政党的代表一起当选。
在这个民选制宪会议的领导下，成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宪法的各个部分，包括序言、一般原则、基本权利、政府结构、司法机构等。这些委员会听取了许多当地和外国法律和宪法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宪法草案。包括工会、妇女组织和人权组织在内的不同社会团体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提供建议，并在解决政党之间关于宪法不同部分的分歧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草案在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并于2014年1月在国家宪法委员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成为突尼斯宪法。
与埃及不同，在阿拉伯之春后的两年内，埃及的两部宪法是由任命的委员会迅速起草的，几乎没有公开辩论或投入，而突尼斯的当选国家宪法委员会是在两年的争论和妥协的基础上起草宪法的。这部宪法被称为阿拉伯世界最进步的宪法，其中保障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男女平等。2014年宪法试图平衡总统和总理的权力。根据宪法，国防部和外交部将由总统掌管，其余各部将由总理控制。议会选举将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总统将通过普选、自由和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将与议会协商任命总理。宪法依法授权独立高级选举管理局（ISIE），该机构由国家选举委员会于2014年1月通过无记名投票成立，并获得国家选举委员会三分之二多数票。ISIE有自己的预算，一项规定禁止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的情况下罢免成员。伊斯兰国在2014年和2019年举行了一系列公平公正的议会和总统选举，进一步推动了突尼斯的民主过渡。
然而，通过这些选举上台的政党无法解决突尼斯的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失业、通货膨胀、腐败和不平等等问题再次加剧了公众的不满。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圣战组织的恐怖袭击。2021年1月，示威活动加剧，抗议未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和警察暴行。利用公众的不满，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19年大选的退休法学教授Kais Saeed总统于2021年7月暂停了议会并罢免了总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使用了突尼斯2014年宪法第80条，该条授权总统在特定时期内就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采取“非常措施”。但根据第80条，首先暂停然后解散议会是违宪的，因为该条规定，应咨询总理和议会议长的意见，议会在此类特殊措施期间仍应正常运作。不幸的是，唯一可以裁定第80条是否得到适当适用的机构是宪法法院，由于议会无法就法院的成员资格达成一致意见，宪法法院仍然不存在。
利用这种情况，总统凯斯·赛义德于2022年6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将扭转突尼斯的民主过渡。然后在2022年7月，在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下举行了一场有争议的公投，选民投票率仅为30.5%，新宪法获得通过，有效地将突尼斯政府转变为总统专制政府。
在独裁者倒台后的十年内，突尼斯民主转型发生逆转的原因中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的政治两极分化，尤其是世俗政党和伊斯兰政党之间的两极分化；未能解决不平等、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各种圣战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动摇了公众舆论，使其支持威权行动；宪法的各种弱点，包括总理和总统之间权力分配的模糊性、缺乏防止滥用宪法第80条的保护机制、司法机构薄弱、解决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分歧的机制不足等。此外，2014年宪法没有充分重视确保人民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这是宪法受欢迎程度下降的催化剂。
突尼斯宪法改革的积极方面是通过根据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民的意见选举产生的国民制宪会议起草宪法的民主进程。因此，突尼斯是例外的，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其他国家在当代摆脱了独裁统治，很快陷入了军事统治或内战。另一方面，突尼斯的民主转型面临重大障碍，因为基于身份的政治分歧以及政治阶层无法利用新宪法所载的政治自由来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如不平等、失业和通货膨胀。
在孟加拉国开始民主转型之际，从突尼斯的这一经验中吸取教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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