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座孤立的老宅里传来了一声尖叫，打破了村庄的宁静。这声尖叫似乎预示着即将揭开的一段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01

在1989年5月12日的香港，一个平静的村庄突然被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打破。

香港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称沙田佐柏坑村有人涉嫌制造毒品。

毒品调查科的张警官立刻带领队伍赶往现场，他们的目标是一栋西班牙式的三层丁屋，也就是自建房。报警人描述，这栋村屋时常散发出难闻的酸臭味，让周围的村民苦不堪言。

香港当时正严厉打击制毒贩毒活动，媒体广泛普及了制毒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酸臭味，特别是无水醋酸的强烈酸味。

这股酸臭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张警官和他的队伍迅速对丁屋进行了突袭。

在二楼，他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人见到警察后显得十分惊慌。警方立即对他们进行了搜查，并在二楼发现了可卡因。这两人被认定为毒贩，案件似乎已经明朗。

然而，当警察们跟随酸臭味来到三楼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浴缸内放着一个大铁箱，盖子上有一个排气孔，酸臭味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

警察们打开铁箱后，震惊地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的下半身已经溶解，上半身漂浮在液体表面，五官变形，场景令人作呕。

张警官立即发出指令，通知上级并请求刑侦科介入。原本的毒品案件突然变成了恶性命案，大批警员赶到现场进行搜证。

案件的调查从丁屋的租客开始。房子的原业主李先生在案发前一年将二、三楼租给了名叫黄大卫的美籍华侨。大卫33岁，据称从事运输生意。他的到来打破了村庄的平静，他的跑车和频繁的聚会引起了村民的不满。

1989年初，一位名叫于玲的女子搬来与大卫同住。于玲27岁，曾有一段时间的百货公司售货员和文员经历，后因与丈夫争执而分居。

警方在二楼发现了可卡因，而在三楼浴室，他们发现了制造强腐蚀性液体的工具，以及用来掩盖气味的空气清新剂。

这些证据表明，凶手企图毁尸灭迹。然而，大卫和于玲对警方的询问保持沉默，警方只能以持有毒品为由将他们拘留。

法医对被溶解的尸体进行了尸检，发现死者颅骨耳朵附近有一个洞穿式的伤口，这可能是致命的。法医推测死者遇害时间在案发前一到两周内。死者的身份成谜，警方需要通过排查失踪人口来确定。

警方的排查集中在20至35岁的女性失踪人口上。

5月7日，一位老人报案称她的女儿黄子君失踪。黄子君28岁，是国泰航空的空姐。警方在大卫的住所发现了与黄子君的合影，这成为了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警方围绕黄子君的失踪展开调查。她的失踪时间与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吻合，她的照片与大卫住所中的照片相匹配。

这些线索指向了一个可能的真相：黄子君可能就是那具被溶解的女尸。

02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毒品，还牵扯到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

在沙田佐柏坑村的一栋三层丁屋中，警方发现了一具被溶解的女尸，而失踪的空姐黄子君成为了案件的关键人物。

警方首先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死者的身份。

尽管DNA技术当时尚未在香港广泛使用，但警方通过子君的牙医记录和尸体牙齿的对比，证实了死者正是失踪的空姐黄子君。这一发现为案件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

随后，警方开始追踪子君生前的活动轨迹，试图找出她与大卫和于玲之间的关系。据子君的舍友回忆，5月5日凌晨，子君接到一个电话后匆忙离家，此后便音信全无。

而在5月6日，子君向航空公司请了病假，声称需要休息四天。警方在大卫家中发现了与子君的合照，日期显示为5月6日，这进一步加深了子君与大卫关系的疑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子君名下的信用卡在旺角多家金店出现了消费记录，但笔迹鉴定显示，这些消费并非子君本人所为。这一系列事件让警方怀疑，子君可能在5月6日就已经遇害，而之后的消费行为可能是有人冒充她。

为了进一步调查，警方呼吁出租车司机提供线索，希望能找到子君当天的行踪。然而，这一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能询问大卫和于玲对这些疑点的解释。

于玲在自述中提到，她与大卫相识于1986年，两人的关系始于赛马场的一次偶遇。于玲对大卫的慷慨和风度印象深刻，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尽管于玲已婚，但她与丈夫的关系并不和谐。1988年，两人分居后，于玲搬入大卫的家中，开始了同居生活。

于玲描述，她与大卫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无忧无虑。大卫拥有两部豪华汽车，经济实力雄厚，两人还共同享受着可卡因带来的快感。

然而，这种生活被一个名叫黄子君的女孩打破。黄子君自称是大卫的前女友，对大卫和于玲的关系感到不满。

大卫向于玲解释，他与黄子君的关系已经结束，但由于经济原因，他不得不继续与她保持联系。

黄子君曾给大卫5万块钱帮助他度过生意上的难关，而大卫若要与她分手，则需要支付20万的分手费。于玲认为，大卫之所以应付黄子君，完全是出于金钱的考虑，而非情感。

03

于玲在警方的口供中透露，她与大卫的关系并非外界所看到的那般光鲜。她发现，大卫表面上的富有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空壳，他的名车是租来的，账户上的钱也已经花光。

更令人震惊的是，大卫还欠下了一笔6万块钱的租金。在于玲因偷窃被捕后，两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5月初，黄子君突然联系大卫，要求归还之前借给他的5万块钱。大卫和于玲商量后，决定利用黄子君对大卫的感情，让她再次提供资金帮助。

于玲虽然心中不快，但在经济压力下，她选择了默许。

5月5日，大卫邀请黄子君到家中，试图说服她继续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天，黄子君如约而至，大卫对她甜言蜜语，于玲则假装退出他们的感情。

黄子君似乎对此感到满意，甚至与大卫拍下了合照。然而，不久后，黄子君被发现死在卧室中。

于玲声称，她原本以为黄子君是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但大卫却拒绝了她的报警提议，并威胁她不得泄露此事。

随后，大卫和于玲利用黄子君的信用卡和银行存款，购买了大量金饰并提取了现金。

1990年8月15日，香港法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法庭认为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闭环，判处大卫和于玲死刑。证人的证词、信用卡盗刷和存款提取的事实，以及两人无法解释尸体来源的情况，都指向了他们的罪行。

在一审判决后，大卫坚称自己没有杀人。他试图在二审中澄清自己与黄子君和于玲的关系，以及案发当天的真相。大卫讲述了自己作为美籍华人的背景，以及他与黄子君相识的经过。他强调，自己与黄子君的关系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深入。

04

这起案件不仅涉及谋杀，还涉及情感纠葛和法律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但依旧留下了许多疑问。

黄大卫在自述中提到，他与黄子君的关系始于1987年，当时他因父母相继去世而备受煎熬，是黄子君陪伴他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发展成为恋人。尽管黄大卫知道黄子君可能还和前男友有所纠缠，但他选择了忽略这些。

同年，黄大卫在赌马中认识了于玲，并与她成为了朋友。尽管两人后来发展成了超越朋友的肉体关系，但黄大卫坚称，他对榆林没有任何爱情和感情，只是一时的肉体关系。

1989年，于玲因与丈夫的婚姻问题找到黄大卫，希望能暂住在他家。黄大卫出于同情，答应了她的请求，但两人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一旦于玲的婚姻问题有了定论，她就必须搬离。

黄子君在于玲搬入黄大卫家后不久，就发现了两人的关系，并与于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黄大卫试图在两人之间保持中立，但黄子君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大卫对于玲和黄子君的感情都逐渐消退，他开始渴望逃离这段复杂的关系。

在黄子君遇害的当天，黄大卫声称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当时处于吸毒后的混沌状态，对家中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当警方出现并告知他黄子君的死讯时，他感到震惊和困惑。

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黄大卫和于玲的口供出现了矛盾。黄大卫坚称自己无辜，而于玲最初承认自己是帮凶。但在二审中，于玲改变了口供，声称自己是误杀，而黄大卫对此一无所知。

1993年3月29日，法院对此案进行了第二次审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加上于玲改变的口供与黄大卫的自述一致，黄大卫最终被当庭释放，而于玲被判误杀罪，入狱七年。

案件结束后，黄大卫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女性莎莉，并与她结婚。他在狱中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但最终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而于玲在得知判决结果后，露出了微笑，她可能在心中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这起案件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情感纠葛、法律争议和人性的复杂，都在这起案件中得到了体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案件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开，但它提醒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理智，避免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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