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一个事实，政治战的难度指数比军事更高，因为，军事有其游戏规则，而政治战却往往是在一种无序、隐秘状态下展开的，尤其是储君废立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成为赢家，就必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唐太宗的人生叙事就很好的验证了这个逻辑。只是，李世民虽然夺取了帝位、稳固了皇权，但却使大唐政治长期处于极大的不稳定中，间接造成了大唐的灭亡。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在瞬间控制帝国政治进而成为大唐的太宗皇帝，而其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夺储之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秦王集团先发制人，掌握了主动权，不仅主动向太子建成集团宣战，且同时控制了大内，让皇帝李渊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也就是说，左右唐初这场储君争夺战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对“战争”主动权的抓取。在最初阶段，秦王是被动者，但在关键时刻，秦王却先发制人通过对主动权的抓取将劣势转为优势，将政治战转化为自己所擅长的军事战，最终赢得了“战争”。
当然，这也是因为秦王常年身处战争的真实应用场景中，对战争的理解比建成更加深刻，嗅觉更加灵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李世民这样的猛人都是刻意练习的结果。
只是，李世民虽然问鼎皇权，但这场夺储之战却给大唐注入了强势皇子可以通过刻意经营夺取储君之位的基因，也让皇帝和储君之间毫无信任可言。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太宗为了制衡太子李承乾不断抬高魏王李泰的地位，比如，特令李泰别置文学馆，自行招引学士；每月给李泰超高的物质待遇；令李泰入武德殿...
可以肯定，太宗的举动绝对不是为了更立太子，而是将皇帝与储君的矛盾转化为强势皇子和储君之间的矛盾，保证皇权的安全。
只是，这却给李泰造成了一种自己可以取代承乾储君之位的错觉，于是就招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遗爱等人秘密谋划，向太子之位发起冲锋。
承乾呢，也只能应战，在暗杀李泰不成的情况下就与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人密谋造反，想通过兵变直接夺取皇权来解决生存危机。
由此可见，贞观年间的夺储之战其本质还是皇权与储君之间的矛盾，承乾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还是会落到解决根本矛盾的点上。而承乾也具备发动兵变的实力，因为，承乾不仅有自己的核心班底，且其东宫距离太宗的居处是相当之近，用承乾的话来说就是：“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来步，此间大亲近。”
如果承乾掌握了主动权的话，那贞观年间很可能又会爆发一场“玄武门之变”。
只是，承乾的密谋却因为齐王李祐的谋反而遭泄漏。太宗接下来的行为就堪称教科书级的操作。
在得知承乾的密谋之后，太宗在第一时间将其招来然后软禁在别室，使承乾毫无反抗的余地，然后才走正式流程解决此事，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审理此案。
可见，不管是发动玄武门之变还是处理贞观年间的夺储之战，太宗都是因为掌控了主动权，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发难才保证了对局面的控制。
但不管怎么说，贞观年间的这场夺储之战和承乾、李泰的个人悲剧却都是太宗一手造成的，属于玄武门事件对大唐政治影响的延伸。
贞观年间的储位之争是太宗一手造成的 图源/剧照
从唐初的政治战中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能在政治战中成为对手的双方，其实力往往都是势均力敌的，不然也不会成为对手，还打得有来有往。
比如承乾，他虽然和太宗不是一个层级的选手，但其储君的地位、东宫班底和所争取到的朝臣也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足以对太宗形成致命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谁就能成为赢家。
李世民人生中所总结的最大经验就是：无论是在军事战和政治战中都必须保证对主动权的抓取，如此才能赢得任何形式的战争。
而历史的真相又是，在面对同一命题时，有人是成功案例，有人却是失败案例，付出了生命代价，最典型的失败案例就是南朝的宋文帝。
宋文帝在发现太子刘劭利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的事后于是就打算行废立之事，但是，他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控制刘劭，而是与大臣王僧绰商议此事，还同时查阅相关资料想从历史中寻找处理此事的经验。
但太子刘劭在巫蛊事泄之后的做法却是，直接谋划兵变，据史书记载：“劭因是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
在刘劭密谋兵变期间，宋文帝却召集大臣让大家推举新太子人选，由于众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推选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所以这场讨论就陷入了僵持阶段。
这个时候，王僧绰就已经看出了问题所在，于是建议宋文帝：“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最终，在宋文帝犹豫期间，刘劭就于元嘉二十年（453）二月二十一日夜果断发动兵变，直接弑君。曾经开创了元嘉之治的有为之主宋文帝就这样窝囊的死在了儿子之手。
宋文帝之死的根本原因就是，将这场政治战的主动权让给了太子刘劭，最终导致自己死于兵变。
笔者之所以引用这个历史事件也只是以反面案例来论证以上的结论。
这里再解释一下刘劭能够成功的原因。刘劭兵变的成功除了掌握了主动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制度漏洞，东宫有一定的兵权。晋武帝司马炎在立傻儿子司马衷为太子之后，为了弥补太子智力、能力上的不足于是就给东宫配备了专属的护卫力量，增加了东宫卫率。至司马衷即位立儿子司马遹为太子之后，东宫的左右前后卫率已经配备了精兵万人。
自此，东宫在有了储君的政治优势之外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成为一股独立的、有冲击皇权实力的政治势力。
刘劭能够成功发动兵变就是因为他手里有兵，据史书记载：“东宫置兵，与羽林等。”
但东宫的武力毕竟不能与皇权所直接掌控的武力相比，所以，宋文帝的失败本质上还是将这场政治战的主动权让给了太子刘劭。
后来，隋文帝就吸取了宋文帝的教训，在易储之前先弱化了东宫的军事实力。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在决定废掉杨勇时就先将东宫的精锐筛选出来“以入上台宿卫”，将东宫宿卫的调配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杨勇的军事力量被解除之后，其就只能被动配合隋文帝的易储计划。
隋文帝之所以能顺利易储就是因为其始终将立储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且将东宫的军权回收，使东宫失去发动兵变的实力。
只是，李渊在建唐之后不仅给太子李建成的东宫配备了卫率之兵，且允许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的王府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最终酿成了玄武门之变。
而李渊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不仅给了诸子军权，还失去了对于局势的主导权。相反，李世民的成功却是因为其不仅有秦王府文武班底的助力，又掌握了兵变的主动权。
由于贞观年间也差点爆发“玄武门之变”，所以太宗在处理完承乾谋反之案后也在思考如何对待储君、和储君相处这个命题。经过深度思考，太宗给出的答案是，在解除东宫武装的同时，将太子置于自己眼皮子底下，以更好的控制。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李治虽然是太子，但是却不住在东宫，而是住在太宗寝殿的旁边。说好听点，这是太宗爱子的表现，但太宗的根本目的还是想时刻控制储君。
李治呢，自然也明白父皇的用心，于是也尽力配合父皇的表演。这也是李治能够安全度过储君生涯、顺利接班的核心原因。
另外，东宫的官属也不再是专职的，而是由朝廷重臣兼职，比如，宰相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兵部尚书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右率。
以朝廷政治来控制东宫此后基本就是大唐诸帝的常规操作，目的还是为了对储君的完全掌控。
也就是说，作为皇帝，其在保证皇权安全的情况下还要避免储君受强势皇子的冲击，保证太子能够顺利继位。
只是，凡事都有利有弊，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储君不能打造自己的核心班底，也不能锻炼出控驭天下的个人能力，所以在即位之后就不能在第一时间接收朝廷政治，反而极容易被大臣架空，成为傀儡，李治就在即位初期被舅舅长孙无忌所完全控制，只能垂拱而治。
李治即位初期是傀儡的角色 图源/剧照
但常伴父皇左右也让李治继承了太宗的帝王术，因此才能在被长孙无忌全面围堵的情况下以废立皇后为切入点将长孙无忌打倒，收回了皇权。
不过，这毕竟只是概率事件。对于那些生于深宫，才智平庸，又时刻被控制、打压的储君来说，他们根本就无法承接皇权、驾驭庞大的帝国，所以，大唐在高宗之后只能由武则天在前台控制局势。
可见，当时的大唐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大的困局中：为了保证皇权的安全从而对储君是全面压制，导致储君根本没有能力承接皇权。这才是大唐产生武则天的根本原因。
武则天在开创武周王朝之后也继承了大唐诸帝制衡储君的做法，导致不管是李旦还是李显都时常处于极大的生存危局之中。至于武则天为什么选李显为储君就是因为李显常年在外，在长安没有任何根基，对皇权构不成威胁。
随后，李显虽然在神龙政变中提前继位，但也根本驾驭不了帝国机器。导致当时的大唐政治又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
而大唐的幸运之处也在于在武则天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现实以斗争的方式筛选出了李隆基这位强者，因而开创了所谓的开元盛世。
由此可见，在唐朝皇帝和储君毫不信任的特殊政治生态中想要产生强势君主，就必须通过兵变来筛选，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都是在斗争中筛选出的强者。
和李世民一样，李隆基在通过兵变拿到权力之后又反向控制皇权。
因此，玄宗在即位之后也复制了历代先帝的做法，对储君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就导致了太子李瑛之死的悲剧。在这种君臣大防和强势皇子对太子之位的觊觎的特殊生态中，大唐很难有能顺利继位的太子。
即使是那些潜在的威胁者也会被强制清洗，比如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就被长孙无忌借助房遗爱之案而诛杀。唐肃宗时代的建宁王李倓也是典型。
在李亨成为太子之后，其不仅没有自己的核心班底，被玄宗控制在其寝宫的别院，甚至还严禁他与外朝交往，韦坚和皇甫惟明之死就是玄宗对李亨的变相打击。当时，连太子内坊都划给了内侍省进行管辖，李亨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透明的。
甚至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些人也被玄宗用来制衡太子。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唐皇权和储君的矛盾也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唐德宗之后，东宫太子一般都被安置在少阳宫居住，处在皇帝后宫宦官的严密监控之下，根本就没有与外界链接的机会，更没有锻炼个人能力的机会。
最终，藩镇的崛起和皇权对储君的制衡导致晚唐皇帝被藩镇和宦官所控制，帝国的江山也是江河日下，最终被藩镇所颠覆。
只能说，在皇权和储君的博弈战中，掌握主动权自然是好事，但过度干预则会直接影响帝国的周期。
大唐的政治深刻诠释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