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一算，他今年也有六十岁出头了。我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记得他常说的话：“去了穿红的，还有穿绿的。”

他有说这话的底气。八十年代，他在粮食部门工作，年轻有为，“以工代干”，还是小领导。他岗位吃香，饭碗瓷实，自身条件不差，择偶要求自然也不低，首要就是女方一定要漂亮。

他有的是选择，仅仅系统里的粮站粮店，待嫁女子就有一打之多，而且都是体制内的。

他是好男人，为人诚恳，做事踏实，没有不良嗜好，烟酒不会嫖赌不沾。

二十三岁那年，好男人爱上一个女孩。

女孩被邻里视为“坏”女孩：文化程度低，小学都没读干净，虚荣心超强。除了文化“归零”外，吃喝玩乐她几乎样样在行：游乐、跳舞、喝酒、打牌，而且好赌，手气还特别的好。

好男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不可救药的她，又长得不可救药的漂亮，还常常不可救药地“教育”他：人生短暂，活在世上不就是这样吗？

他最难以容忍的，是她的父母。

他认为他们俗气得要冒泡，尤其是她的父亲，入心入骨的世故：

孜孜不倦地催促他，要入党，早日转干，脱掉“以工代干”的帽子，并坚定不移地表态，只有当了干部才给他提亲的机会。

她父亲还特别的铜臭气，动辄拿钱说事，聘礼要多少多少，排场要如何如何……

她的父亲年轻时也是大学生，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被强令退学。

他无法理解，她父亲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怎么会如此俗不可耐呢！为什么要入党当干部？做堂堂正正的工人，不也很光荣吗？

人心好，比什么都好。他对女孩说。

他是独子，父亲早逝，他肩负无可推卸的繁衍子嗣的责任。

母亲苦苦哀求他，要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孩结婚，好让她闭眼之前抱上孙子。想到这些，他内心涌动着难以遏止的家族使命感。

于是，谈了四年之后，他毅然决然跟女孩分手。她花容失色，伤心泪奔，哭哭啼啼了好一阵子。

不久，他结识了一个姑娘，爱神再次降临。

姑娘是大专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也挺有文艺素养，喜欢西洋音乐，什么柴可夫斯基，斯特劳斯，贝多芬；什么小夜曲，圆舞曲，交响曲等等一大串，谈得眉飞色舞，口吐莲花。

两人交往三年后，开始谈婚论嫁。然而造化弄人，两人的婚事泡汤了。

这一回是姑娘甩了他。原因极其简单：她母亲去算命，批两人的生辰八字，结果犯冲不合，还说他无贵寿、命孤薄，命定阳寿不过四十。

他愕然无语，姑娘淡然处之。她听父母的，她本来就是乖乖女。那一年，他所在的部门开始转制。

蹉跎七年，他宝山空回。三十二岁那年，经人介绍，他终于成家。

幸运的是，他四十岁之后，没有命赴黄泉，以迄于今，一直活得好好的，只是过得很一般，干部没能转成，岗位倒是转了，还是一名普通打工人。

那位不可救药的女孩，因为父亲的“海外关系”去了香港，后来移民澳洲，过得相当不错，十几年前还回国投资兴办星级酒店。

至于那个乖乖女，就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