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9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突发心脏病，因抢救无效离世，年仅50岁。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万晓塘同志的离世自然是我党的一个巨大损失。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万晓塘之死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万晓塘，山东齐河人，1916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万晓塘直到10岁时才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不过，虽然入学的时间比较晚，但他学习却非常地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936年，正值弱冠的万晓塘从当地高小毕业后，顺利考入了惠民乡村示范学校就读。而也正是在这里，让他结识了一位老共产党员——马腾霄。

马腾霄以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先后发展了十多名思想进步的学生入党，其中就包括万晓塘。

抗战爆发后，万晓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来到山东阳信、长清县一带建立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并担任长清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第一任县委书记。

1939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万晓塘的工作也发生了改变，被选调到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万晓塘在公安保卫工作上奋战了20余年之久，先后担任过冀鲁豫行署公安局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前夕，万晓塘奉命参与接管天津的工作，后担任天津市清理积案委员会主任。

在任期间，万晓塘秉持着公正严明的办案态度，对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严格审核，坚决做到不错判一人，其严谨、细致的办案风格，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事实上，万晓塘对于公安工作是深有感触的，早在1939年，他的入党介绍人马霄鹏同志，就因“肃反”扩大化，被诬陷为了“托派”分子，随后不幸被处死。

这次血的教训，让万晓塘明白了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倘若判案不公，或者出现什么疏忽，其后果不言而喻。为此，万晓塘还特别提出了：“公安工作一定要注重证据，严格掌握政策，千万不能轻易杀人”。

从1949年天津解放，一直到1966年因病去世，万晓塘在天津工作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与天津人民一起同甘共苦，为天津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8年4月，万晓塘继黄敬、黄火青之后，成为天津第三任市委书记。

主政天津后的万晓塘，工作十分繁忙，但尽管如此，他依旧热情的接待来访的干部群众，并常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

那时候的天津并不像现在一样发展，城区的状况还比较好，但周边的乡村却依旧很贫穷，道路十分崎岖，非常难走。但即便如此，万晓塘还是经常下乡调研，而且他每次出行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个工作人员，一跑就是十几天，在乡下与群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切身了解群众们的生产生活。

事实上，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万晓塘就因过度劳累落下了很多病根，全国解放后，他又一头扎进了天津的建设中，工作更加繁重，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

但不管有多么的劳累，只要人民群众有困难、有需要，他必然会冲到最前面，帮助他们解决。而也正因如此，万晓塘在天津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他们都非常敬佩、爱戴这位“父母官”。

1963年8月，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爆发了严重的洪灾，受灾人数上千万。在“抗洪保津”的日日夜夜，万晓塘始终奋战在抗洪指挥的第一线，到了1965年时，天津的经济形势逐渐趋于好转，人民群众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长期辛劳的工作，致使万晓塘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于1966年9月19日不幸病逝。

万晓塘去世后，天津市委为万晓塘举行了由50多万人（一说十多万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一队队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首尾相连，络绎不绝，纷纷赶来送别这位“人民的公仆”。

怎料，主席得知此事后，却指出：这实际上是在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但其实，主席并非不同意为万晓塘开追悼会，毕竟他为天津人民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群众悼念这样一位“父母官”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形势下，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会似乎是某些人别有用心。

当然，举行如此规模的追悼会，一方面表达了天津人民对万晓塘同志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很多干部群众对这场风暴的强烈不满。

此外，当康生、陈伯达闻知此事后，更是开始煽风点火，试图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已故的万晓塘身上，以至于当时天津的很多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但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刻意扭曲而改变。

1975年邓公主持全面整顿时，曾准备为万晓塘平反，但由于受到江、姚等人的阻碍，所以未能成功，直到1978年后，万晓塘同志才得以昭雪。

1979年1月20日，天津市为万晓塘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并宣布那段时期里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推到，并重申：万晓塘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