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文说到，邓公复出前，陈永贵曾向华老建言：不要将他解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两人在这之前有过什么矛盾，而是因为陈永贵一直以来都是毛主席指示的坚定执行者，在一些问题上，两人持有不同的意见。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主席下令撤销了邓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对此，陈永贵认为，邓公就是因为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才犯下了“错误”。而既然其“错误”已经盖棺定论，那么再让其复出工作，不就违背主席的指示了吗？

正因如此，在邓公复出之初，陈永贵就与其有过一些争论。

比如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期间，陈永贵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邓小平，初次见面，他就告诉邓公要吸取教训，日后一定要好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接着，两人便来到休息室开始了一场“辩论”……

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毫无疑问，陈永贵在这些方面的确是非常优秀的。但如果只是机械的执行而不懂得变通，亦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那么其成效也不会很显著。

在这场“辩论”中，邓公仅仅只是问了陈永贵一个问题，陈永贵就不知如何回答。邓公问他，在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思索良久，不知如何回答。邓公说道：“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

邓公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对毛主席思想的分析与总结，可谓非常到位。就连陈永贵听后，也不得不表示赞同。

接着，邓公又对陈永贵说：听毛主席的话、高举毛主席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背诵一两句语录，也不是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而是要弄清楚最根本的东西。

邓公此言宛如一阵惊雷，深深地震惊了陈永贵，他虽然认真学习过毛主席的著作，但却没有想过这么深刻的问题，以至于当邓公问他明白没有，他过了好半天才回答说明白了，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弄清楚邓公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尽管此次陈永贵“败下阵”来，但他还是没有放弃。

在1980年1月的一次中央会议后，陈永贵提前走出了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等候邓公。

邓公出来后，陈永贵便招呼他进了休息室，准备再与他来一次关于“路线问题”的交锋。

刚一落座，陈永贵便抛出了三个问题：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还算不算数？

听完陈永贵连珠炮式的质疑，邓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原本带着笑意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邓公没有像之前一样去悉心开导、教育陈永贵，而是明确地对他说道：在提这些问题之前，你应该先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检查一下自己……你才入党多久呢？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比你更有发言权！

陈永贵顿时就被邓公的气场给震住了，他或许也没有想到，邓公竟然会这样措辞严厉地跟他讲话，但邓公字字珠玑，他又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反驳。

但陈永贵还是想再“拼”一下，相继抛出了几个毫不相干、陈词滥调的问题，结果还没等他说完，邓公转身便离开了休息室，只留下陈永贵一人在那里发呆。

而也正是这一年，陈永贵辞去了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留在北京安度晚年。

事实上，陈永贵还是非常优秀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寨饱受自然灾害蹂躏的时候，是陈永贵站出来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他们在没要国家救济的情况下，硬是创造出了粮食总产56万斤的好成绩，并且还给国家上交商品粮24万斤。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他名留青史。

就连邓公，也对“大寨精神”赞赏不已。邓公甚至还曾评价陈永贵是：基层的农业专家。

总的来说，陈永贵虽然在农业上的确是一把好手，党龄也不短，但位居副总理之职还是有些不太合适。

此外，从资历上来说，他与邓公也相差甚远，所以两人在看待问题上也自然不同。不过话说回来，同志间的争吵是正常的，这并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