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叛逃”，在如今的中国早已“绝迹”，然而，当历史往前溯回几十年，这一叛国的事情却偶有发生，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因为种种原因，总会出现一两个试图叛逃大陆甚至于国外的飞行员，这一行径让人既愤怒、又痛心。
实际上，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每一位能够驾驶军机的飞行员，都是国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金钱栽培而成；
可与此同时，由于飞机的“特殊性”，也导致了军机的去留基本上完全取决于在蓝天上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因此，飞行员的选择，就变得无比重要了。
那么，为什么在前几十年里偶有发生的军机叛逃，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呢？其实，在这当中，也有着很多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决定——
一、来自台湾的策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随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就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建设，这其中，就包括培养专业的军事人员。
囿于当年的条件所限，在海陆空三军当中，空军和海军都是十分耗费人力物力的存在，尤其是空军，在那个我们还不能自主建造飞机的年代里，培养一名专业的空军飞行员，所需要花费的开销，几乎和一名飞行员同体积大小的黄金价值等同，因此，在我国，每一位飞行员都“弥足珍贵”。
国内对飞行员珍而重之，那些对新中国的成立心怀叵测的人，也同样对这些珍贵的好苗子极其“重视”：
远了不说，在1949年被迫退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就始终心心念念要“反攻大陆”，在他的授意下，台湾当局也将策反大陆军民的任务放在了重要地位，而在策反名单当中，排在首尾的，就是各个解放军空军飞行员们了。
不得不说，在国民党特务的暗中洗脑和活动之下，有一部分心志不坚定的空军飞行员确实内心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在听说了国民党特务描绘的“自由蓝图”和“高官厚禄”之后，有好几名飞行员都信以为真，并且最终选择驾驶飞机、叛逃国外、飞往了他们梦想中的台湾。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有将近二十人先后选择叛逃大陆、前往台湾或者其他国家。这其中，有人成功地飞到了台湾机场，却在落地时坠毁；也有人顺利地逃到了台湾，拿到了国民党当局给的“高官厚禄”，可却只能一辈子都过着背井离乡的孤独生活。
有人成功，自然也有人失败。1966年，一名名叫魏秉祥的飞行员就深受国民党的蛊惑，险些“成功”叛逃到了台湾——
那是1966年下半年，和魏秉祥同宿舍的刘文杰无意中发现，同宿舍的魏秉祥似乎在半夜偷偷收听电台。起初，刘文杰还以为是自己“睡迷糊听错了”，然而，没过几天，刘文杰就发现了魏秉祥更多的“怪异之处”：
某天，在飞行员日常的科目训练当中，魏秉祥驾驶的战机突然消失在了塔台雷达的屏幕之上，然而他的无线电却能正常应答；没过一会儿，魏秉祥和飞机又重新出现在了雷达之上，仿佛刚才的消失只是一次“故障”。
在魏秉祥落地后，团长专门针对这次事件询问魏秉祥，可是，当着全体战友的面，魏秉祥却语焉不详，回答问题时更是前言不搭后语，显得颇有点可疑。
结合当时国民党时常对大陆实行“心战”策反行动的情况，团长和政委等人敏锐地觉察到，魏秉祥有想要“叛逃”的念头。而在从魏秉祥那里缴获的收音机中，团长和政委更是听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台——“台湾‘自由之声’广播电台”，这一专门播放台湾向大陆军政人员描绘的“自由蓝图”的电台，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魏秉祥的嫌疑。
为了抓获魏秉祥的更多证据，团长等人表面上不动声色，仍旧允许魏秉祥开着战斗机遨游在蓝天之上；不过同时，他们也在暗中派遣了技术高超的大队长对魏秉祥进行盯梢，避免他悄无声息地开着飞机逃往台湾。
很快，魏秉祥就又一次露出了马脚：在新一轮训练里，魏秉祥试图偏离航向，却被紧随其后的大队长及时“纠正”，这让魏秉祥十分恼火。当天晚上，魏秉祥躲在宿舍里，一边擦着配备的手枪，一边咬牙切齿的暗自咒骂，甚至表露出了杀人夺机的念头。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咒骂刚好被准备进屋的刘文杰听了个一清二楚。得知大事不妙，刘文杰迅速向上级做了报告，而领导也迅速指挥下行动，抓捕魏秉祥的同时，还在他的衣柜里翻出了大量有关台湾飞行路线、机场跑道数据等资料。
就这样，魏秉祥的叛逃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就被上级领导掐灭在萌芽之中……
二、叛逃失败的飞行员实际上，除了台湾，也有飞行员试图叛逃到中国附近的国家，以求庇护。
1979年4月，时值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广东湛江的某空军基地当中，一名飞行员穿戴整齐，走到了一辆战斗机旁边。由于这名飞行员身着空军飞行服，因此，基地当中的地勤人员和警备人员起初并没有在意，任由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战斗机旁边，顺着舷梯爬进了驾驶舱中。
谁也没有想到，很快令人惊诧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这名驾驶员突然发动了战斗机，战斗机的双侧发动机瞬间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而后开始加速滑向跑道，呼啸着飞向了蓝天。
这名突然开走战斗机的飞行员名叫阎稳昌，在这天之前，他还是中国空军一级飞行员，是队伍里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甚至在叛逃的前一年里，他还因为成绩优秀，成为了当时空52团的副政委人选之一；
在很多人看来，如果不是突然叛逃，以阎稳昌的能力和阅历，早晚都会得到提干，甚至于当天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时，除了站在飞机场的警备人员以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是阎稳昌私自发动飞机离开。
所以，阎稳昌的叛逃，让很多战友都感到既不解又惋惜，他们想不明白，阎稳昌原本有着大好的前途，为什么要“自断生路”，又为什么要选择比中国弱小太多的越南，甚至要在双方战斗期间投奔过去？
不过，这个答案，没有人能回答了。
在飞离空军基地后，基地很快派出了两架值班战机追赶，直到阎稳昌从越南海防边线附近飞出了中国领空，两架值班战机才暂时停止了追击。
可是，离开国境线后没过多久，当天下午3点35分，阎稳昌驾驶的战机被发现坠毁在了越南海防市以南的一处山林当中，阎稳昌当场死亡，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就这样带着重重谜团殒命在了异国他乡。
无独有偶，在1990年，还有一名名叫王宝玉的飞行员从黑龙江叛逃到了苏联；而比起阎稳昌，王宝玉的叛逃似乎显得有迹可循：
1984年，王宝玉在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我国某师的航空兵团中担任飞行员。在生活中，王宝玉少言寡语，自尊心强，却又十分敏感，始终不肯和战友们敞开心扉地沟通、交流，导致那些细小的矛盾在王宝玉的心头不断累积，却始终没能得到正确的纾解；
与此同时，王宝玉的家庭生活也并不算幸福。由于当时政策调动，王宝玉有很长一段时间和妻子分居两地，他屡次三番申请上级领导“关照”，却遭到了团长的驳回和批评，而得知此事的妻子也对他十分不满，在家里嘲笑他“窝囊”“太老实”，这让王宝玉更加郁闷。
工作和生活的接连不顺，让王宝玉将全副心思都投入到了书籍当中。恰好赶上当时改革开放，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上泛滥，王宝玉随之接触到了不正确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所谓的“民主”“自由”，在不知不觉中，王宝玉的思想慢慢被污染，开始筹划“叛逃”的事情来。
1990年8月，在一次日常的训练结束后，王宝玉以100米左右的高度，用超低空飞行避过了雷达的探测，顺利地翻越了中苏边境线。由于他常年少言寡语，因此始终没人发现他的“叛逃计划”，也没人专门关注他的动向，王宝玉就这样在众人的眼皮底下飞离了基地，落地在了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落地后，王宝玉向赶来的苏联军方表示要前往美国进行“政治避难”。不过，由于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趋于正常化，苏联最终将王宝玉引渡交还给了中国，而被引渡回国的王宝玉则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叛逃计划”，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结语除了上面这些人，还有十几名飞行员，在经历了祖国的培养后不思进取，反而选择了可耻的背叛。他们当中固然有人成功，但同时也有人失败，将生命的最后一刻永远地定格在了“背叛”的耻辱柱上。
那么，中国飞行员们的“军机叛逃”行为，为什么会在千禧年前后突然“戛然而止”？其实，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
从千禧年前后开始，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战斗机上都配备了先进的“反叛逃装置”——其实，早在1989年前后，“反叛逃装置”就已经开始尝试装备使用，而这一点在1989年9月的“蒋文浩叛逃”事件中，也侧面得到了印证：
在当时，蒋文浩驾驶战斗机从福建逃至金门机场，随后得到了台湾当局的庇护。不过，在后期台湾当局对蒋文浩所驾驶的战斗机进行拆解时，才发现这架战斗机上已经装备了“电子防逃系统”，只不过不知为何没有正常运行，这才给了蒋文浩“可乘之机”。
而在这之后，中国战斗机上的“反叛逃装置”越来越完善，直到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面而高效的系统：
在飞机脱离基地管制区后，地面首先会对战斗机进行多次呼叫；假如飞行员没有及时应答并将飞机转向返回管制区，地面就会开启“反叛逃装置”，此时，飞机上的所有武器系统、操作系统、逃生系统全部失效，仅剩下地面呼叫飞机的无线电装置继续工作；
实际上，保留无线电装置，也是给飞行员一个“回头的机会”，毕竟此时的飞机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和操作数据，和一架沉重的铁壳子没什么区别，被困在舱内的飞行员如果不选择回头，就只剩下死路一条。
而在传闻当中，如今的“反叛逃装置”中甚至安装了自爆系统，这一系统能够保证飞机能够被地面塔台遥控引爆，不仅避免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叛逃，更是可以保证飞机上的一些机密资料不会落入敌方手中。
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和陆军，都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我们也早已经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一代又一代军人们的无私奉献。我们感激他们，更应当铭记他们，毕竟，是他们的奉献，才为我们带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五、《文史博览》2007年03期《“文革”中一起未遂的军机叛逃事件》
《文史博览》2010年04期《震惊中苏高层的军机叛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