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的吴站长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他经过15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得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特务工作需要大量的非法经费，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每月能合法领到的经费，往往不到实用经费的十分之一。

民国时期的特务工作可没那么高大上，军统的著名特务们别说比不上邦德（邦德在英国安全机关内部也是外行、不靠谱的代名词），没有斯蒂庞克轿车坐，就连日常开支都很紧张。吴站长作为军统的老员工，那可是深有体会。1938年老吴在天津站工作时，一个月拿到的经费可不会超过1000银元。因为同级别的北平站，一个月合法经费才只有630银元。

军统山东组，下辖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四个工作站，每月经费也不过是八百九十元。宁夏组负责甘肃、宁夏、青海、绥远，监视整个西北，还负责监视绥远的伪军和傅作义，有独立的电台，每月经费也不过是一千零二十五元。上海组和76号杀得混天黑地，每月经费是九百六十五元。汉口组负责保护临时首都和委员长（南京沦陷后，武汉是临时首都），为武汉会战侦查情报，每月才能拿到一千九百二十元。

就这主要经费还不全是委员长给的，是军统以中苏合作所的名义，让苏联援助解决了一部分，天津站和北平站获取情报后，老吴要把相当一部分交给苏联人。抗战初期，委员长正式给军统的经费是“每月经费共计十五万两千七百元（戴老板还要用情报局、调查统计局、社会事业费四项名义向军需署领取），”除第二处每月领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七元外”，军统其他单位要统一从第一处领钱，每月可以领到“实计十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三元”。

抗战前的军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单位。军统早年连事业单位编织都没有，戴老板只能从委员长的侍从室要经费，手头紧时，还要让大师兄胡宗南“拉兄弟一把”。胡宗南在1934年手下就有了三个师和一个旅组成的第一军，按照当时的行情，老胡手中每月有近九十万银元的经费（中央军当时一个师一个月领25万银元，旅级部队减半），自然可以帮助戴老板。

就算到了抗战后期，军统的正规财政收入还是远远不够用。1943年委员长已经批准了军统三点五亿法币的经费，这笔钱其实也不多，当年100法币可以买一只鸡，这笔经费可以折算成350万只鸡，军统当时可是有五万人，这笔钱也就是聊胜于无。但孔财神愣是只给戴老板1000万法币（也就是10万只鸡），经过戴老板再三疏通，孔财神才批了军统8,000万元的经费，这钱根本就不够花。

戴老板是军统的常务副局长，他之所以是军统说一不二的老板，就在于他能搞钱。1939年，戴老板把手伸进了民国最富有的系统——交通系统（可以和财政系统抗衡，多个交通系统的高官都有财神的美称），他先是成立了“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随后又把这个组织改组成“运输统制局”，让军统特务有了在后方和战区随意检查、缉私的权力。1942年军统吞并了航空检查所，将其改名为改名为军

事委员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设置邮检、化学检验、总务三科，空中运输都要经过它的检查。

戴老板还抱上了美国海军的大腿，从美国海军那里要来了3000辆卡车。当时整个民国政府也才有一万辆出头的汽车，军统一下子就垄断了民国政府三分之一的交通工具。在关键的中缅公路上，戴老板还帮助军统拿到了1000辆卡车的运输权，成了抗战后期各方势力都要巴结的人物，就连杜月笙都只能找戴老板合作，从日占区运输棉纱、毒品等物资（一次用几十卡车运输）。军统有缉私权，有抗战后期最多的交通工具，还能从美国海军那里拿到后方紧缺的汽油、橡胶、药品等物资，它帮了几十个商号专门从事这些生意，军统本身就是抗战后期最大的走私集团。

军统还是抗战时期最大的伪钞制造、贩卖集团，军统制造的伪钞都不用面额计算，它直接用箱为单位计数，整个抗战时期，军统日一共生产了总数超过一万五千箱的假钞。军统在上海滩杀出了名气，部分军统人员就有了名气换金钱的念头，老板们要是不给面子，军统特务还敢直接绑票，他们最著名的牺牲品就是一个荣姓的老板。军统手头紧，中统也好不到哪里，中统从英国情报机关手中拿钱，中统特务也经常从事走私活动，因为走私生意还和军统进行过火拼。

抗战结束后，军统各个站点更是获得了抢先接收敌伪资产的权力。军统等特务组织本身就依靠各种特权，靠非法经济活动取得了发展。吴站长要是凭上级拨款，那基本上就是停业状态。特务们的经营模式，也遭到了右任等大佬的反对，问题是委员长觉得这是必要的。在这种灰色机制下，军统内部的理想主义者自然越来越少，剩下的就是吴站长这种现实主义者。吴站长也许知道余则成是地下党，可余则成是吴站长最能捞钱的部下，他就选择了听之任之，这可都是跟戴老板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