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女性保护制度”可是不能小瞧的，并且不比现代社会的力度小，譬如在唐之后，只要是犯到了一定程度的“奸”罪，是会被处死的。

而且在唐以后，对于“幼小”女性的律令保护也出现了，这个过渡，让古代女性的安全环境好上很多。

“强奸”在如今有个很贴切的解读，叫做“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关系”，其中的“妇女意志”很是重点。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曾提出过在石器时代曾存在过“母系社会”的观点，所谓母系社会，就是以女性为主导地位，掌控和管理生产、分配等等社会行为，那个时候的女性，地位是要比男性高的。

一般来说，母系社会很少存在女性“意志”被违背的事情。

后来随着男性的优势发展，男子成为了社会中的重要生产者，社会由此转入“父系”社会，在父系社会中，或者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男性的地位至高无上，小家庭的男性能压制小家庭的女性，说一不二，大家庭乃至于贵族、统治者，都是如此。

这种地位的巨大差距，难免会造成女性在社会中的“安全”没有保障，虽然男性地位会高一些，但那也是相对于“家庭”单位而言的，张三管不到李四家的老婆，所以为了保护整体女性，古人历代想出了很多办法。

或许是因为从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期很漫长，一直到汉朝，虽然在名义上，“奴隶”已经不存在了，可在实际的社会等级之下，依旧存在着“潜意识”里的主仆观念。

在这种环境之下，女性所能得到的保障就少了很多，所以社会中不存在“违背女性意志”的说法，有也是极少，关于男女之事，唯一存在的只有“道德罪”，那就叫“和奸罪”。

和奸这个说法是在唐朝以前，涵盖了“强奸”罪的说法，而和奸，在周代时就有律令规定的处罚了。

在《尚书》中，和奸是这样定义的：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男女双方以“不义”之举发生关系，一旦被举报了，那么就要受到“宫刑”，这里说的宫刑，一般是针对男性的，已就是后来司马迁所受到的那个刑罚：阉割。

那么关于“不义”该怎么定义？

其实正因为说得隐晦，涵盖的范围过大，所以和奸罪是被“道德”所管辖的，如果真的是女性被侵犯了，那么想要讨回公道，只能以“不义”来举报这个行为。

只是不义这个“帽子”一扣下来，对女性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虽然侵犯者被宫刑了，出了一口气，但问题是被侵害的女性“名节”受损了，在古代，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没有“强奸”的说法，因为根本没有人敢支持这个概念。

而且在周代，有一个比较可怕的“宽容”原则，在《尚书》的名篇《君陈》中，君陈对周成王述说了他对“法”的理解，竟然是“三次而不赦”：

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

在君陈的眼中，既然成王想要做一个伟大的君主，那么就要“三次而不赦”，对于一些犯了错的人，犯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么都要“原谅”他，只有当第四次的时候，才去处罚他，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奸宄”的罪。

这看起来很让人觉得舒服，觉得这样的君主的确是贤明，可细思极恐，假如是男子犯了强奸罪，连这样都能数次赦免的话，那么站在受到伤害的女子角度来讲，是不是极其可怕？

因此关于女性保护的法度，是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直到了秦朝、汉朝，这种事情虽然有法律禁止了，有着“和奸罪”处罚，但却没有真的让侵犯者付出惨重的代价，用以震慑不法思想的男子。

汉之后，一直到隋唐，都是漫长的“分裂”史，混乱史，就连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也才四十多年，又何来万全的法度。

唐代是秩序开始建立的时代，此前的时代也有秩序，但因为漫长的混乱史，一切聚合了又破碎，不成形状，而唐代人才辈出，对于法律条条加强，加上有武则天这样的女性皇帝存在过，女性地位有所提高。

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男女之间的“奸罪”分两种，第一种仍旧是“和奸”，第二种就是“强奸”：

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半，强者加一等。

在唐代律法中，出现了有关于“强奸”的处罚，对于男女之不正当关系，唐律分三等处罚：

第一等乃是对没有夫妻关系却发生关系的男女定义为“通奸”，这种处罚，不论男女，都要“坐牢”一年半（也有可能是流放）。

第二等则是对有夫之妇的“通奸”加大一年的处罚力度。

第三等就是对“强奸者”进行“罪加一等”的处罚，根本唐律坐牢的罪加一等，基本也是在“斩首”的范围内了。

之所以唐代会出现这样的律法，根本原因在于“胡汉”交融，唐朝社会里不仅有汉人，还有胡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纷乱的人群结构下，唐朝政府必须先保证自己的国民生存环境，而且唐朝也是在明面上“杜绝”奴隶制，但在私底下，却有着一些奴隶买卖的现象，比如著名的昆仑奴，他们就是东南亚最经典的人口贸易来到唐朝的例子。

因为有奴隶，所以社会肯定有不平等的现象，为了不让唐朝奴隶主们把对奴隶那套也对自己的同胞，唐朝政府自然会划出这一条红线。

到了宋代，因为伦理关系的加剧，对女性的“保护”更加到位了，譬如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就有记载：

“诸强奸者，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

而宋代的律法有一个特点是，加入了“强奸未遂”的概念，比如是已经侵犯得手的犯人，那么就要流放三千里，去到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但如果“未成”，那也同样要流放五百里，这个“未成”，指的就是未遂的意思。

那么若是在侵犯的过程中对女性造成伤害的，就要施加“绞刑”。

虽然宋代的伦理对女性的压迫很严重，但基于这种伦理思想，法律对于侵犯女性的人也是不容容忍的，统一都是重拳出击。

即便是元代，对于女性的保护也是很到位的，而且元代又有一个新的法律特色，开始重视对幼女的保护，如果是侵犯幼女的罪犯，那么受到的处罚必然是更加严厉的：

“强奸有夫之妇者，死。无夫者，仗一百七。强奸十岁以上女者，仗一百七。强奸幼女者处死，虽和同者，女不坐”。

元代的“强奸罪”很显然是一条高压线，不是人可以随便去碰的，不管是社会中哪一种类型的女性，元代的法律都覆盖到了，一句话说完了，不允许侵犯女性，甭管是成年女子还是幼女，只要违背女性意志发生关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明朝又延续元代在这方面严厉的法度，依旧是以最高“处死”的刑法来制约这些想要对女性不利的不法分子：

凡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

在明朝的法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对贵族豪强没有优待政策。

这种法律的制定，跟朱元璋出身平民百姓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古代历史中，作奸犯科最多的，反而是那些贵族和世家的纨绔子弟，因为他们总是有办法洗去罪名，而那些有歹心的普通人，只能是有贼心没贼胆，毕竟法律太严苛了。

虽然上述一些古代的法令，关于强奸罪的处罚是很严厉的，但不得不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强奸罪的犯罪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之所以强奸罪的犯罪率低，有很大程度的客观环境影响。

因素一：古代的“娼业”是合法的。

古代社会虽然封建，可很扭曲的一个现象在于，社会却是“笑贫不笑娼”的。

早在周代，春秋时期的齐国国相管仲在齐国中设立“公娼”，将娼这个行业开设成齐国的国家产业，除此之外，管仲还大肆宣传，提倡未婚男性多到公娼里消费娱乐。

管仲此举，目的很简单，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事实上，齐国的崛起中，“娼业”这种以往被人唾弃，却在齐国得到绽放的行业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于是乎许多其他的春秋国家都纷纷效仿。

虽然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娼的公开合法设立，让男性的欲望得到释放，这对社会的稳定而言是极好的。

因此后来的朝代，都没有几个禁止娼业的存在的，甚至有些皇帝都是喜欢在此中徘徊。

一方面是极端的三纲五常，一方面又是让人觉得人性如此而已的娼业，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的确确出现在了中国古代，而且存在很久，所以有人常说那句话：笑贫不笑娼。

因素二：女子未成年几乎不允许“出闺”。

出闺泛指古代女子“出嫁”的意思，等于“出阁”，但在狭义的概念上，“出闺”也可以视为女子尚未成年，被家训和社会常态规则所限制着，不允许“出家门”的意思。

一般富贵人家的女子，都有“大家闺秀”之称。而纯洁的女子，又被称为“黄花闺女”，所谓“黄花”，乃是表示女子“处子纯洁”的意思，想要在出嫁前不被人说闲话，最起码要把“守闺”这件事情做好了。

为什么古人娶亲有“八抬大轿”之礼，但也有“羞于人知”的小婚礼，这里面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方的“背景”所决定的。

古人的“嘴”很碎，在他们看来，一个未出嫁的女子经常外出家门，肯定是有着什么别的“不贞”的目的，而对应自周代以来的“和奸”罪，可以推断出，古代社会中肯定存在着一些未婚却和男子媾合寻欢的女子，这类女子的形象，反而是“代表”了所有未出嫁却“出闺”的女子。

万事万物不可怕，但人言一定可畏，不仅是女子怕被人流言蜚语，更害怕流言的乃是女子的家族，一旦被非议，蒙羞的就是整一个家族，因此古代的大家庭、中等家庭、小富家庭，对家中未成年的闺女唯一要求就是：

不允许外出。

减少了外出，自然就减少了被人侵害的机会，一直到清代，清代还把这种行为上的“禁锢”演化成了思想上的，比如“女子无才便是德”。

以前有这句话是因为有一些女子在家中看了一些言情小说，心中对爱情，对自己未来的如意郎君充满着美好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可当自己真的出嫁了之后，才发现郎君的确是郎君，却是不那么如意，因此家庭矛盾时常爆发。

这种现象大量出现后，社会中的一些文人干脆连女子在闺中“看书”的资格都剥夺了，让她们保持最“纯净”的状态。

三、宵禁是扼杀犯罪的最好制度。

都知道古代有宵禁的说法，宵禁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稳定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管控。

宵禁最早是基于人类聚集，一同在夜间抵御野兽和敌人建立的制度，随着城市的发展，行业多样化，宵禁也成为了调节百姓们“劳作”和“作息”的一个重要标尺，人们都按照宵禁来制定自己的睡眠时间和计划。

所以到了晚上，几乎是鲜有人可以外出的，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是这种制度，这就保证了那些流浪在外的匪徒没有可趁之机，而一些平时喜欢外出的女子，虽然失去了夜间出行的自由，但也变相是得到了保护。

之所以后来“唐宋元”三朝对于“强奸罪”的律法确定并加深处罚，根本原因就是这三个时代中，夜市逐渐开放，有了夜市的情况下，风险就开始增多了，而为了打压风险，那么朝廷该做的就是用法律的铁拳狠狠警告。

从定义“强奸”再到抵制强奸这种行为，不论是我们的古代，还是全世界的古代，都走了一段很漫长的路，这是一部并不短小的法制变化的历史，也是人权和男女权力平衡的进步历史，一切都推动了我们最好的法度的形成。

从人口的比例来说，并不能说古代社会的强奸犯罪率就低，这种罪恶，发自于人的内心欲望，欲望不能消灭，但可以牵引和震慑，所以古人对于这类犯罪，所凝聚出来的智慧也是极高，值得我们学习的。

制衡人性更好过于“消灭”人性，锁定法度不如变化法度，高素质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古今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