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军
路线斗争一直与革命进程如影形随，但现在说起“罗明路线”，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甚至有人会误认为是“王明路线”。而在30年代初，在苏区，在福建，罗明的名字是相当响亮的。他是张鼎丞、邓子恢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加入组织（或转党）的证明人，也是福建省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罗明路线”更是名噪一时，甚至写入了重要决议。
正是“罗明路线”，使谭震林的命运发生了一次较大波折，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
所谓反“罗明路线”，是王明1933年初从上海来到苏区后，为推行“左”的路线，反对以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开展的一次错误的内部斗争。从当年2月起，先在闽粤赣苏区开展斗争，把福建省的代理书记罗明作为批判对象，进而扩大到整个苏区，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对时任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小平，以及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一批干部展开批判。其中心内容是主张攻占中心城市，指责反“围剿”中“诱敌深入”的方针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退却逃跑”的“游击主义”等。
作为福建军区政委的谭震林，自然是被批的对象。这一点，他早有预感。自从主席被贬，失去了兵权之后，谭震林就隐约感到会牵连到自己——在这些人看来，他和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过从甚密。
可不是嘛！从井冈山开始，他就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谭震林1902年出生在湘东边陲古老的攸县县城，至此，谭家已有8个子女，仅靠在县衙门粮房当差的父亲一人养活。因家境每况愈下，尽管谭震林迫切希望上新式小学，还是勉强上了免费的一所私塾，且从12岁就开始了艰辛的学徒、打工生涯。这段生活的困苦、劳动的重压，磨炼了他的意志，锻造了他的体魄。他的身高仅有一米五八，却臂力过人，直到晚年，要是使上力气，三两个年轻人也很难近他的身体。这也是他在后来无数次肉搏战中得以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5年，他在组织书纸业工人罢工后，认识了攸县第二小学教师余来，他是地下党员，秘密从事工人运动。在他的指导下，谭震林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利用北伐战争收缴的警察局枪支，建立了攸县工人纠察队，开展各种革命斗争。“马日事变”后，他被通缉，远走武汉，因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好潜回攸县，在山中的灵龟寺避难。后在书纸业工人的护送下逃往茶陵。
1927年10月，已蛰居在茶陵县城几个月的谭震林，迎来了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秋收起义军
那一天，当“噼哩啪啦”的攻城枪声传进谭震林避居的城郊源盛和书纸店那间杂屋时，开始还以为是蒋军内讧，不敢马上出门。后来才得知攻城部队捣衙门，砸监狱，救济贫苦民众，才决计出门探过究竟，但这时部队已远去了。谭震林见到城头上以郭亮名义张贴的布告，心头顿觉通明透亮，他既为自己没有早点出门赶上部队而后悔，又很自信地安慰自己：“这支部队一定还会进城的！”
果然不出所料，时隔20多天，工农革命军一营在团长孙皓率领下，再次攻克茶陵县城。从这一天起，谭震林结束了“囚徒”式的生活，重见光明，被任命为红色茶陵的主席，他深入街道乡村，积极发动群众，惩治土豪劣绅，将浮财分给群众。
茶陵是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攻下的第一座县城，如何管理一个县，这还是头一遭，为此，远在百多里茅坪的主席很为关心，特来信指示，还专门鼓励谭震林，为他撑腰说：什么叫干不了，干中学，学中干嘛！
左起：陈毅、曾山、李步新、谭震林
革命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土家劣绅的恐惧。12月中下旬，敌人发起了对茶陵的轮番反扑，谭震林组织纠察队、赤卫队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茶陵县城。在茶陵南面的大集镇湖口，谭震林第一次见到了主席，并随主席一起来到宁冈，上了井冈山。
从此，他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投身反“围剿”战争。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在工作中学习，斗争中磨炼，战争中成长，逐渐成为思想成熟、心胸开阔、颇具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的优秀人才，成了主席手下的得力干将。
在路线上，谭震林始终和主席保持一致。当湖南省委派员来推行“左”的烧杀政策时，谭震林根据主席的意见，坚决抵制，和他们斗了一场。
当红四军前委发生“枪”和“党”谁指挥谁的争论时，谭震林坚定地和主席站在一条战线上……
这一次，认真按主席想法干的罗明被撤了职，谭震林自知他不可能不被波及。果然，1933年6月12日，在闽粤赣的会议上，就把谭震林作为“红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之一”，已经被撤职的罗明的“好徒弟”，“事实上参加小平等活动”“江西路线的同道”，给扣上“右”的帽子，兴师问罪，大加批判。谭震林倒不在乎当不当官，不在乎自己受委屈，他担心的是，闽西这块根据地按他们的搞法非丢掉不可，事业非受损失不可。对于指责他的不实之词，谭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别人指责说：“谭震林，你提出的那一套东西，什么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完全是被敌人吓破了胆？没有保卫闽西苏区的勇气！你的游击主义由来已久，必须承认你的机会主义错误？”
谭震林毫不畏惧，操着湖南腔同他们争辩：“你们说我是游击主义，我问：什么是游击主义？难道面对强大的敌人硬拼就是游击主义？”“谁被敌人吓破了胆？我从参加革命到现在，脑壳都掉几回了，难道说我怕敌人？问题是怎样战胜敌人。”“你们搞的同敌人硬拼，非把革命的本钱拼光了不可。”……
批判也罢，斗争也罢，都不能叫谭震林屈服。白天开完会，晚上他写文章，写呀写呀，直到认为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了，才正式拿出来，递上去。
然而，批判者不仅不接受谭震林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这是“罗明路线”的对抗。
1933年7月13日，当时接替罗明担任书记的陈寿昌在《斗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谭震林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就颇具代表性。文章说：
事实上，震林同志经常在恐慌失措的境象中颤抖着，在这点，震林同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当幻想被现实所戳破的时候，当十九路军迫近他的摇篮的时候，于是震林同志悲啼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坚决采取纯粹的防御路线……充分表现对敌人进攻的极端恐慌，主张放弃苏区而退却逃跑，这和罗明同志的罗明路线和江西的罗明路线完全一样……他的机会主义错误虽然经中央局及省委的迭次指出，但是完全不被尊重，而坚持自己的意见。
文中提出：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对于头颠倒、腰痛脚软的朋友们务必给以布尔什维克的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把腰竖起来，把脚跟立定，为进攻路线战斗。
这篇白纸黑字的文章，足以使我们看到了斗争的尖锐和严重，可以闻到“当头一棒”的火药味。
谭震林宁折不弯，说：“你们不按我的意见办，我就不干了！”
上头也不能容忍让他再干下去。当时的《组织工作决议》给谭震林定了性：“大会严重地指斥像谭震林同志在大会上，不坦白地把他在军区所领导的错误通盘揭发出来，这是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组织进攻，这是机会主义最可耻的企图。”
会后不久，谭震林被“罢官”了！
此后很长时间，谭震林处于“挂起来”的境地，他期望着“左”很快过去，他希望组织选择正确的领导者。他始终不认为自己的工作中是执行了“错误路线”。
他没有被压服，没有消沉，上级给他一项任务，要他去接从苏联来的顾问李德，不说明是谁，只是说一个外国人，交代任务者除了周公还有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就是宣布撤谭震林职的那一位。
谭震林对这位领导说：“你不是说，我不是军事干部，也不是政治干部了，怎么又要我带兵去执行任务？”
这位领导同志无言以对。
周公用微笑来打圆场，他说：“震林同志，你原来是褔建军区政委嘛，给你一个加强营，要把这个人接到苏区，接不回来，就按军法处置。”
谭震林顺利完成了接送李德的任务，后又带队击溃“刀匪”与土豪，打通了闽西往闽北的苏区交通线。在被打成“红军中‘罗明路线’代表之一”、被扣上帽子的那些日子，他充满坚定的信念，对忠贞不移，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险的工作任务，经受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受打击、身处逆境的严峻考验。
三十多年后，他和那个“为首的同道”一样，又成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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