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武汉，就像个大热锅，炒得火热。这不，国民党又开了个大会，这次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化国民党的间谍情报机关，于是，蒋介石直接把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了。

然后这位军统的特务头子一拍脑袋，想出了个独门秘籍——“六不准”。

还有一条规定是不准贪污受贿，听起来很正气，对吧？可是，有一次，有小子送了戴老大一千斤补肾的蛏干，结果这位戴老大一激动，把那送蛏干的小子一把提拔了。这事儿一出，那叫一个哗啦——原来这补肾的也能补职位啊！

这“六不准”到头来，就成了全局的笑料。有人背后这么评价戴老大的管理法：“我们戴老板的‘六不准’，听起来很有节奏感，跟唱歌似的，可惜唱的是摇滚，跳的是探戈，一点都不搭调。”说到底，这些规矩还不是根据个人好恶调整的节奏？

1938年，正是热火朝天的岁月。那时候，国民党不只是在外头和日本人斗，内部也斗得不亦乐乎。这不，蒋介石决定把原来的军统局第二处拉出来单独成局，还给戴笠这个大戏精搭了个正经的舞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名头听起来挺洋气，实际上就是军统局的升级版。

但是，就在大家都以为戴笠要当上局长，坐拥这个新玩具时，这位兄弟却没坐上这把交椅。局长的位置，一直是蒋介石的人在坐，先是贺耀祖，后来是林蔚和钱大钧。这些人，可都是蒋介石的贴身红人，说白了，就是蒋老大的眼线。

戴笠这招其实挺高明，他知道在蒋介石这座大山前面，不显摆自己多厉害反而更安全。于是，他在得知要领导军统的时候，赶紧装模作样地向蒋介石表忠心：“校长啊，我这人啥都不懂，学历低，治理能力差，名气也没那么响，担不起这么大的帽子。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在旁边给新局长打打下手就行。”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心里可是乐开了花，想着：“这小子还真会做人，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于是就真的把局长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心腹。

戴笠这样一来，反而稳坐钓鱼台，大权在握却不露锋芒。他不是局长，反而能更自在地搞事情，毕竟名义上的老板是蒋介石的人，出了什么岔子，他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帮忙的。”

戴笠你别看他说自己不当局长，其实那都是高级黑，精明得很。这一着“我不当局长”的声明，其实就像是老千打的一个障眼法，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谦让，其实内心比谁都急着掌权。

他这招“退为进”的战术，不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请进请出”的游戏吗？戴笠就站在门口，假装要退出，实际上脚没动，反而让蒋介石更觉得这哥们靠谱，把他当成了后宫的红人。

戴笠没当局长，反倒成了副局长，这个职位听着低了点，可操作空间大得很。他在不露声色中实际上把手伸到了军统局的每一个角落，连挂名的局长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戴老板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有趣的是，这时候徐恩曾在那边争“中统局长”争得头破血流，每天都在表演“看我多有野心”。蒋介石看在眼里，心里怎么想的？“这小子天天想着怎么上位，不太稳。”转头一看戴笠，“这家伙多懂事啊，不抢名额，默默给我干活。”这对比下来，戴笠简直是清流。

结果呢？蒋介石对“军统”越来越重视，戴笠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这位兄台不就是用了老话说的“不在其位，谋其政”嘛，明明没有那块牌子，实际上比谁都管用。

戴笠这一招，简直就是政治版的“狸猫换太子”，把真局长换成了摆设，自己却在幕后笑呵呵地拿着大权。

当时，戴笠的大计划就是用“军统”踩着“中统”往上爬，让自己成为国民党特务界的大佬。

而戴笠之所以会如此察言观色，其实离不开他的童年经历和人生阅历。

说起来蒋介石跟戴笠可算是一对奇葩的搭档。两人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有母亲独自一人拉扯长大，但也继承了已逝父亲的聪明果决和冷静睿智。

蒋介石那边，年轻的时候就过得风生水起，19岁就东渡日本学习，陆军学堂、同盟会、军队团长，说走就走的旅行。最牛的是，35岁的时候因为帮孙中山抢了回东西，不仅得到中山先生的赏识，还顺便娶了宋美龄，这简直是政治生涯的双色球头奖。

戴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起步硬是比蒋介石慢了好几拍。看他那辛酸历程，就像是走马灯一样，坎坷得很，半生都在为了能在特务系统里站稳脚跟而挣扎。

所以，这俩人在处理事情上也是截然不同。蒋介石喜欢出风头，戴笠则是喜欢藏着掖着。一次聚会上，戴笠对蒋介石说：“校长，您是风头浪尖的英雄，我呢，就喜欢在幕后帮您收拾残局。”蒋介石听了差点没乐翻，心想：“这小子，真会说话。”

但实际上，戴笠心里明白，只有把自己的真正野心藏得越深，才能在这个危险的游戏中走得更远。每次蒋介石看他的时候，他总能露出一副“我是小学生，我没有野心”的天真脸，让蒋介石越发觉得这是个可塑之才。

回看戴笠的早年经历，可真算是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20多岁的时候，想着当兵混个前程，结果混成了宁波的一个街头流浪汉。这要不是他老妈逢庙会出来摆摊卖点小吃，两眼一抹黑地找到他，这位后来的特务大佬可能就成了街头艺人了。

然后就到了1926年，他听说黄埔军校在招生，突然就来了个闪电般的灵感：“这不就是我翻身的机会吗？我怎么这么聪明！”可问题是——他妈眼皮底下，他连出门都困难得很。于是，他的老婆毛秀丛上场了。人家那叫一个神勇，晚上偷偷地把他从家里弄出去，别提多像江湖儿女片里的女侠了，还不忘塞给他一根金簪当路费。好嘛，真是“老婆才是那个铁哥们”啊。

戴笠心里早就准备好，心跳加速那种：“这次不成，老子一辈子就得当个街头艺人了，回家怎么面对亲友？”他那时估计也没啥底气，就靠一颗赴死的心。毕竟，能活到今天，都是赌命拼出来的。

到了广州，他见到了蒋介石，心想：这个机会，可得好好把握。“大哥，我不来见您真是太对不起了。”戴笠比见到久别的亲妈还亲热，简直是想给蒋介石端茶倒水，按摩捶背，煮饭刷碗一条龙服务。蒋介石心想：“你小子也不简单，居然敢这么干。”但心里当然没明说，只觉得眼前这个戴笠，手脚麻利，且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其实，戴笠的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如果这次蒋介石不提拔我，老子就不走了。”你想想，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小兵怎么敢摆这种架子？不过他就是这么敢赌，敢把自己的未来全押在蒋介石的这张牌上。要是再换个普通人，早就吓得想回家卖小吃摊了。

最后，他赢了，稳稳地站住了黄埔军校的位置，后来的特务系统里也风生水起。

而戴笠的野心勃勃，其实通过一件事儿就能看出来——西安事变。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突然一拍脑袋，来了个大动作，把蒋介石给扣了。这消息一出，全国都震惊了，可就在这时，戴笠表现出了他那独一无二的闯劲。

当时，南京的局势还没稳定，戴笠这位名声不太好听的特务头子，居然决定亲自去西安，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他跟身边的人说：“这次去，要么成英雄，要么成亡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西安看看热闹。”

戴笠到了西安，那场面真不是盖的，处处是兵，人人自危。戴笠走到哪儿都像个游戏角色，左躲右闪。他在西安的各种勾心斗角、智取妙计，简直可以拍成一部谍战剧。最后，他不但没成亡魂，还真把蒋介石给弄出来了。

事后，蒋介石得救之后，看戴笠的眼神都变了，心里默默地给他记了个大大的功。蒋介石还经常在别人面前夸戴笠：“你们知道吗？那次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戴笠，你们校长我可能就成历史人物了。”

戴笠这次行动不仅救了蒋介石，更抓住了蒋的心。从此以后，戴笠更懂得如何在这江湖水深的政治场中游刃有余。他学到的最大的一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多聪明，有时候赌一把，展示一下忠诚，效果绝对比干几十年老实人来得快。这不，戴笠就靠这一出，成了蒋介石手下的红人，让多少人都羡慕得要死。

1940年的时候，戴笠在“军统局”掌权，想了个点子叫“六不准”。你看这名字，听起来多霸气，仿佛是给特务们上了六道紧箍咒似的。这六条规定一出，估计连悟空都得叫疼。

但说实话，戴笠这“六不准”也就是看上去严厉，执行起来呢？真是滑稽得很。比如说，不准结婚这条，听着挺有道理，毕竟战时稳定军心嘛，但黄永康后来爆料说这规矩其实是戴笠心里作怪。他自己老婆早早因病去世了，他想找个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家境良好的没找到，看到别的特务成双成对的，心里那个酸啊，索性一棍子打死，谁也别想幸福！

还有那个不准贪污贿赂。戴笠自己其实也是个手腕利落的角色，经常把“不准”两字挂在嘴边，背地里可不是那么回事。一次，有人送了他一箱高级烟酒，戴老板不仅没拒绝，还当场开封品尝，边喝边夸：“这酒不错，味道就像是我这‘不准’政策，越品越有味。”

再比如，那个不准自由向外活动。理由是防止泄密，保证安全。实际上呢，特务们还不是照样出去。戴笠自己呢？更是经常神出鬼没的，说是考察工作，其实呢，半路上偏偏跑去小饭馆解解馋。

最搞笑的是那个不准随意回家外宿。戴笠为了控制特务们，规定严格。但他自己呢？每次“出差”必住五星级，说是考察，半夜三更的谁知道他在干啥呢？

总之，戴笠那套“六不准”，在“军统局”内部就成了个笑话。特务们私底下讲，这不准的规矩就像是戴笠心情的晴雨表，今天高兴，可能你啥都可以做；如果他心情不好，哪怕你按规矩办事，也可能被叫去喝茶。这就是戴老板的特务管理术，搞得大家都得学会看脸色生存，说是特务，其实是半个演员。

特务们心里虽然怨声载道，但谁也不敢真的吱声，毕竟戴笠手中握着大权，谁敢在他面前唱反调，那不是找不自在嘛。就这样，很多特务一边私下骂戴笠“狗东西”，一边又舍不得把老婆送走。

戴笠发现这茬后，更是火大。“反了不成？把我戴笠当成什么人？”于是，这一火直接把大约300多对情侣给关了特殊照顾了。最惨的是，这些人后来也没有被暗杀，反而是被戴笠给流放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见天日。

这件事在“军统局”里可谓是出了名的冤枉案，特务们背后私下讨论：“咱们戴老板这是变相的相亲大会啊，不是找对象，是找狱友。”还有人戏谑：“这么看来，戴老板不仅是特务界的才子，简直是婚姻市场的‘破坏王’。”

戴笠本人呢，就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典型。他自己提倡不贪污不受贿，结果手里抓着权杖就像抓着免死金牌一样，要什么有什么。黄永康那时候看得清清楚楚，也就跟在戴笠身边学了不少“真本事”。

比如1942年去福建南平，戴笠看上了当地的蛏干，觉得这玩意儿对身体大有好处。他直接对福建的水上警察局长余钟民说：“余局长，听说你们这的蛏干补肾效果一流，我这老毛病，得补补，您看能帮我弄点吗？”

余钟民一听这话，知道这是送上门的机会，立刻就答应了。然后陈达元这家伙得知这消息，比谁都积极，人家不光是送了，还送了整整一千斤，这份量放那都算得上“大礼”。

戴笠收到蛏干，那叫一个高兴，边吃边夸：“这蛏干不简单，吃了这个，感觉年轻十岁！”转头就把陈达元提拔了，从副站长直接跳到站长。

这事一出，所谓的“不贪污不贿赂”的规矩就成了笑话。戴笠这么一搞，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六不准”家规不过是对外的一套说辞，内部操作可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军统局”的氛围自然也就是一言堂，顶头的老大说了算，你要是懂得怎么送礼，什么位置不能坐？这就不单是特务系统了，简直是个“送礼就能升职”的超级市场，标价都是明码实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