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忆
一一我的父亲吴彥文
●文／吴万哲（陕西宝鸡）
来源公众号：西府新传奇
我的父亲吴彦文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我虽然喜欢划拉些文字，写了无数的人物，可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他。父亲是个农民，一辈子与黄土地打交道，没有凌人的丰功，也没有骄人的伟业，但在我心中，他却是座气势磅礴的大山，须终生崇拜与仰视，我生怕我孱弱的文笔破坏了他峻拔伟岸的形象。我的老祖是宋代抗金英雄、位列“南宋七王”的吴玠、吴璘，可到了祖父那代却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父亲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二月十二，是家中长子，上过三年学，十二岁起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开始做小长工，一直持续到土改的一九五二年。他个头不足一米六，加之从小饥寒交迫，长得十分瘦削孱弱，但干活却非常有力气，很受雇主喜爱，常常这家活未干完那家又找上门来。他的这段打工经历，不仅使他精通了农活的十八般武艺，成了庄稼“把式”，也历练了他做人处事的许多本领，为日后人生起到重要作用。
父亲一生最大特点就是热爱劳动。在我的记忆里，他人生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疲乏”“劳累”等字眼，一生总有干不完的活。大集体那阵，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先挑几担生活用水，再和母亲一起掀磨磨面，天明又去生产队劳动，午休时还要忙中偷闲割一点烧柴，吃罢晚饭，又摸黑到自留地捣饬，不到十一二点绝不歇息。一年365天，他几乎出满勤，常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标兵”。包产分户后他把土地看得更金贵，人更勤苦了，一年四季披星星戴月亮，珍分惜秒在地头刨扒。他患有严重的慢支病，每天凌晨下炕总有一通撕心裂肺的长咳，这长咳也成了唤醒一家人起床的号角。我就是在无数个美梦中被这长咳惊醒，尔后跟他下地的。他有个口头禅“算缓着把××活儿干一下”。村人笑问算缓着咋干活？他笑说“干活不也是歇缓嘛！”“干活是一种休息！”成了他一生的信条，他似乎一天不干活就浑身难受。后来生活好点了，我多次劝他出来游玩一下，可他总说忙。一次来市上看病，住了一个晚上便跑回去了。他放心不下他的牛，更放心不下地里的活。70岁后体力明显不支，我劝他把家交给弟弟自己好好歇歇，他却生气地吼我：“干不成活了，还活着弄啥？”在他眼中人活着就是为了干活，他把永不疲倦地挥洒汗水，看作最高尚、最快乐的事，把“劳动幸福”的理念诠释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受过严寒的人最知春天的温暖。父亲是个苦出身，对新社会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是我们村最早办互助组、入党、入社的人，还30多年担任村干部，为集体经济发展尽智竭力，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家乡《大庄村志》专为他立传，说他“长期担任大队高级社会计、大队管委会委员、革委会委员、党支部委员、大队文书、会计。熟悉珠算，工作积极，办事热心。”父亲说是村干部，实际就是个打杂、剜烟锅、跑腿的，计算各种各样的老婆账，填写多如牛毛的报表，撰写传递一份份公文。那时村干部都不拖产，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晚上爬在自家炕头，面对一盏如豆油灯加班加点“办公”。往往我们睡一觉了他还在写在算，有时直熬通宵。当时人外出都要到大队开一份手写的“介绍信”，否则就是盲流要抓去蹲牢房，我们村是个五六百口人的大村，家里一年四季总有蚂蚁不断头要介绍的人。父亲不管闲忙，总是笑脸相迎，及时办理，从不误事。
那些年月，农民每年都要出义务工，村人称“做工”，军事化管理，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修公路，大队要派一名干部管理。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便升了“军职”，一去就是大半年。工地还不管饭，只烧些开水，要村人送馍和炒面。馍是四面见锯的“黄队长”，百多里送去，都成了渣渣，只能用开水泡了喝糊糊，又长期吃不到食油和青菜，每当回家人瘦得失了形，可往往这趟差出完那趟又在等他。做工者都是从各小队抽的人，许多还是村上的“牙骨客”，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可父亲总是管理得平平妥妥，没出过意外，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以至后来公社团长不在时，常常委托父亲代管全公社。七十年代我们村在一个大荒沟办起林场，又让父亲兼任场长，距家十几里，干活辛苦不说，都是大男人不会做饭，每三天晚上回家背一次馍，天不明又要回去。就这样，他带领几个人，不几年把一条几十里的大荒沟抚育栽培成郁郁葱葱的洋槐林，每到夏天槐花盛开，繁花似锦，至今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六十年代中期，父亲响应党的号召，作为贫协代表进驻全公社（镇）唯一的酒房七年制学校，担负管理学校的重任。当时国家意图，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任务是“斗批改”，管好方向，还要组织学生“批斗”有“政治问题”的老师。可他深知没文化的苦，对每个老师都非常尊敬，将许多被打倒的“臭老九”大胆起用，委以重任。还亲自站讲台，用切身体会讲没文化的苦，教育“娃娃伙”“好好念书”。一个初小文化的泥腿子站上了中学讲台，一时传为佳话。教师中有许多凤翔人，家里没粮吃，父亲便偷偷从队上给买些粮，聊补无米之炊。后来遭人举报，父亲便把自家卖猪国家奖励的粮食票无偿给了老师。多年后，我见到那几个老师，他们还非常怀念父亲，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要知道那个年代粮食比金子还贵重，一袋粮能救好几条命啊！
那个时候运动多，农村奉行“有
枣没枣打三杆”，父亲也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人批斗过，打过，罢免过，可不久却又“官复原职”。包产到户后，他多次辞职，可乡村领导不让，硬让再干几年。就这样村上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从60年代一直干到90年代末，成了全镇唯一一个“老汉会计”， 65岁才卸任。父亲当村干部几十年，遇事总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多年后许多人还说起他的好。一次，一个很远的外村人和我说起父亲，动情地说：你爸那人好得很，我们一起做过几次工，他领工从不训人，出工总走在前面，休息时别人还没起来，他就先干，说“咱算缓着干吧！”弄得别人不好意思，也跟上干。他用他独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重。当时村干部没有工资，也没有什么物质奖励，每到年底，父亲就捧回一些“优秀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母亲用它糊了墙，贴得满屋子色彩斑斓，红光闪闪，我们便都因此而倍感自豪。
父亲是个大队干部，但在小队却是普通社员，除承担大队工作外，小队有什么难场活儿也总是找他。引自来水，安电磨子，让他去买材料，生产队买牲口，也让他去。那时人穷，每次外出只带点干馍，肚饿了，像梁生宝一样到饭馆要点面汤，将冷馍一泡，便是一顿饭。一次他和队长到宝鸡办事，完事后打算开个洋荤，下次馆子。两人排了老长的队，好不容易每人买了8分钱一碗素面，谁料跑来一个乞丐，伸出两只脏稀稀的大手，一把伸到碗里像爪篱一样将面捞了个净光。两人哭笑不得，只好用剩下的清汤泡了些干馍了事。一次他和村人去甘肃平凉给队上买牛，要带上万元现金，那时钱最大10元，上万元就是一大堆，人们怕丢都不愿染钱，父亲便担负起管钱的重任。他巧妙地把钱装在一个破旧的蛇皮袋，四周灌满了麸皮，白天背在肩头，休息时压在屁股下，睡觉时当枕头，在人山人海的交流会场窜来窜去，讨价还价，买回一群牛，钱却没丢分文，村人直夸他智慧办法大。
有一年队上承揽了个副业，将镇收购站的上百头肥猪从麟游吆到宝鸡。要走二百多里的路，猪走得又特别慢，白天黑夜不停走，要四五天，别人都不愿意去，队长又抓父亲的差，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了凤翔境，人多车多，汽车喇叭一响，猪就往路边玉米地钻，死活赶不出来。有天晚上，突然发现少了一头猪。他们吆一趟猪才挣20元钱，丢一头那可是天大的事，便跑前跑后，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晚上，到天明才把走散的猪找着。村人说，吆一回猪，人能褪一层皮，下次再也没人去，可父亲却连跑了好几趟。队长说把啥事交给父亲放心牢靠。他用一颗赤诚的心拥抱集体的事业，尽着一个党员、村干部的责任。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把别人的事看得比自家的金贵。黑天白夜，正干着活，手里端着饭碗，村人有什么事一叫，当即跑走了。人们写信、发电报找他，红白喜事写礼簿、调解矛盾纠纷找他，就是给孩子起个名儿也找他，他都乐此不疲。父亲钢笔字写得清秀、挺拔，毛笔字更是健硕、大气。最热闹的是过年写春联，那几天家里总是挤满了人。父亲文化不高，却会根据村人特点，编一副雅俗共赏的春联，然后饱蘸浓墨，一挥而就，惹得村人直叫好。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双手能打珠算里最难的“狮子滚绣球”，邻村傍舍，有什么账咬住算不清，就请去算。让村人至今传为佳话的是，包产到户那阵几个乡镇的群众去粮站交粮，一群小青年拿着计算器“嘭嘭啪啪”了半夜还算不浑全账，父亲急了，一把抓过算盘，双手左右开弓，噼里啪啦直打得算盘珠子跳舞，不一会儿便将所有账目完算得清清清楚，赢得上百卖粮人啧嘴赞叹。叔父因病早逝，两个侄儿都没说下媳妇，村人私下议论这下怕要打光棍了。父亲东奔西跑，尽最大努力不几年便为他们张罗到媳妇，还亲自操办了婚礼。
我们家是村上少有的大家庭，四世同堂，最多时十四五口人。但大有大的难处，盖房起屋，生老病死，娶媳嫁女，有多少人生大事要料理。父亲过早承担了一家之主的重任，一生盖了七座房，埋了五位老人，娶了七个媳妇，嫁了五个女，还搬了二次家。那些年人穷，每件事在常人看来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父亲却总是力克千险万难，料理得周周顺顺。九十年代初第一个将家从山上搬到河川新村，荒郊野外，要起新屋，平场院，围牛栏，建猪舍，工程浩大，劳动繁重，可他硬是凭一己之力，蚂蚁拉泰山，一点一滴完成。我每每想起这些，心中便升腾起无限的崇敬与仰慕，他瘦弱的身躯哪来这么大的能量？
在外人眼中，父亲是个老好人，见人常笑哈哈，可在子女教育上却一直尊从“严是爱、松是害”理念，对我们脸上总是写满凝重和威严。少时，稍不听话，就用烟锅敲我的头，记得一次还敲出个大窟窿，血流不止。即便成年，他说话也一直很冲。我长年在外，农活自然生疏，一次嫌我犁坏了地，抓起皮鞭就抽。因此，我一直患有父亲畏惧症，许多时候很想听他讲讲过去的故事，和他好好说说话，可他总不肯，一回家就让赶紧下地干活。父亲也有温柔的一面。我少时体弱多病，他常背着我，爬几十里山路，外出求医。夏天犁地，大热天，扛着笨重的犁头，回家时还要打回来一些山核桃；深秋的大雨天，披着蓑衣，淋着大雨，翻几架山，打回黄澄澄的野杏。我每次回家，他总是问长问短，吆喝母亲赶紧做饭。有一年我干活伤了脚，他一回来就骂我不小心，骂过却冒着大雨去镇上给我买药。他从窗棂给我递药的一刹那，我发现他光赤着双脚，破烂的裤子粘满了泥巴。村子到镇子要下一个长长的陡坡，我不知道他摔了多少次跤？父爱是无声的，他不表达，即便伤害也不道歉，但他却用博大的心胸和行动在真挚地呵护着我们。
父亲去世于二零零七年清明节。我当时被借到省城上班，先天临下班接到弟弟电话，说父亲过世了，我大惊，当即请假向回赶。次日一进家门却看见父亲好好的，坐在炕上与弟妹们说话。原来他先天没气了，老衣都穿上了却突然活过来。我一回家，他就叫我上炕，问我工作，还问西安的气候。我要带他去看病，母亲却将我拉到一边说不用了，怕是回光返照。我却全然不信，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会“死”？父亲说他睡得腰疼得不行，让我扶起坐一会儿。我第一次没了对父亲的畏惧感，将父亲抱在怀里，与他说话，还削了苹果喂他吃。他思维清晰，脸上毫无怪相，还说他小时给地主拉长工的事。期间还上过一次厕所，我要搀扶，他却不让，独自到后院解了大手。太阳落山时，他说想躺躺，我扶他侧身睡下。谁知刚睡下，嘴角突然流出一摊涎水，我忙用手巾擦，摇叫问喝水不，母亲却不让摇，也不让叫。我看到父亲的脸忽拉拉由红变白，由白而腊黄，一会会就无有了声息……父亲就这样在我眼前永远“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事后母亲说，父亲多活一天，怕是为了见我。这时，我鼻头一酸，眼泪像打翻了的稀饭碗，三流四行淌了下来……
泰戈尔有一句诗：“生如春华之灿烂，死如落叶之静美。”父亲的生，不敢说多灿烂，但死得“静美”，却着实令人称奇。村人迷信，说这般平静地辞世，是神灵对好人的一种最大“福报”，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父亲去世时七十七岁，按村人说是“老”死的，但在我看来却是病死的。他青壮时有病从不去医院，偶尔头疼脑热，干一晌活出一身汗，就什么病也没了。六十岁后患了高血压，医生让坚持服药，我一次给买了十瓶降压药，后来得知他却一粒也没吃。去世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父亲，要带他到大医院看看，他却头摇得像货郎鼓，说“活嘎看死家么，活到啥会去？”硬是不看。我请了一个老中医给开了几副中药，可到临终也没吃完。父亲去世时也没进过医院，不知什么病要了命。如果像现在人重视医疗保健，说不定能活上百岁。
在别人眼中，父亲是卑微、平凡、庸碌的，但在我眼中，却是崇高、伟大、英武的。他像一颗迅疾划过的流星，虽然渺小短暂，但却留下道道迷人的光芒；像一株无名小草，虽然枯萎凋零，但却给这个世界留下太多的芳香与感怀。他用他咬透铁锹般的吃苦耐劳、终生不歇的伟大劳动，改变着人生的贫困和饥寒，用孱弱不屈的身躯和大海一样坦荡的胸襟，拥抱这个美丽的世界，书写了精彩的一生，屹立了太阳一般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的碑石。他用他的勤劳、顽强、善良、刚毅，塑铸了我们的魂灵，坚韧了我们的筋骨，擎起了我们放飞天空翱翔的翅膀，挺拔了我们人生的芬芳。他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总感觉他没有死，就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且时时出现在梦境，不断梦到和他一起上山爬坡劳动的情景。我最大的心愿，是父亲从墓穴里走出来，拿着烟锅再敲一次我的头，可这个愿望却永远无法实现了。父亲像一把高悬的皮鞭，时刻抽打我懈怠与散漫的魂灵；像一座警世钟，时刻警励我忠诚待人、勤勉做事；更像一座大山，值得我终生缅怀、感念、阅读和攀爬。
2021、10、10
吴万哲，陕西麟游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一级编剧、高级政工师职称。陕西作协、戏剧家协会、编剧协会、文化创意协会会员，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当过教师，从过政，做过企业政工，办过杂志。有影视及各类文学作品300万字。主编纪实文学《奔梦》《人间正道谱春秋》《风韵》、散文集《硕果满枝》等。编剧拍摄电影《秦火》《吕建江》等5部，电视剧1部，微电影30余部，栏目剧100余个。报告文学、散文等若干。出版著作有27万字纪实文学《西府奇人》和30万字《乡魂——贾村教育40年纪事》。电影《秦火》《吕建江》、报告文学《燃烧到最后》，散文《难忘的跪拜礼》，微电影《墨宝》《万家酣梦》《追梦》《新生》《生命的托举》《寻根》，喜剧小品《灭鼠》《山妹》等50余次在国际、全国、省、市获奖，荣获“宝鸡市劳动模范”“宝鸡市优秀文艺创作奖”“秦岭文艺奖”。近年有独创优秀人物宣传品牌“西府奇人”，被誉为“宝鸡文化新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