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年阿富汗八鲁湾之战，蒙古千户长忽都铁木尔的遗体被亲兵冒死抢回。按照《大扎撒》法典，这位士兵不仅继承了千户长的四个妻子和六千头牲畜，更获得了其部族统治权。这种残酷的继承制度，正是蒙古帝国席卷欧亚的核心密码。

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明确规定：战场抢回同袍尸体者，可继承其全部财产与妻妾。考古发现的14世纪蒙古军牌显示，士兵腰牌背面刻有"携尸归者承其业"的契丹文字。这种制度并非简单的物质激励，而是游牧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核心机制。在人均草场仅够养活5头羊的蒙古高原，继承权决定了部族存续。

蒙古军队三人小组中必配钩镰枪手，这种装备在《武经总要》中被宋人记录为"勾尸利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西征花剌子模时，每个万人队配有3000匹驮马专门运输阵亡者遗体。1223年迦勒迦河之战后，蒙古军能在24小时内回收97%的阵亡者，这种战场执行力令欧洲骑士目瞪口呆。

奴隶出身的者勒蔑因抢回木华黎尸体，一夜之间成为掌管四千帐的诺颜。据《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亲卫军中有23%的将领通过抢尸继承获得晋升。这种血腥的上升通道，使得蒙古仆从军作战时疯狂程度远超主力部队——1410年斡难河之战，瓦剌仆从军为争夺尸体相互残杀，导致明军趁机反攻。

1323年和林城户籍档案显示，蒙古贵族遗孀再嫁率高达91%，形成复杂的政治联姻网络。忽必烈时期，中书省不得不设立"孀妇司"处理继承纠纷。这种制度虽保障了部族延续，却催生出大量父子年龄差逾40岁的畸形家庭。14世纪波斯手稿描绘，某些蒙古贵族子嗣需同时祭拜三位"父亲"。

1276年临安城破时，南宋遗民目睹蒙古士兵争抢阵亡者妻女，将这种习俗记录为"禽兽之行"。但鲜为人知的是，蒙古入主中原后，抢尸继承制与汉人典妻习俗产生诡异融合。1313年大都民事案卷记载，汉军万户王实甫阵亡后，其妾室被蒙古同僚和汉族义子共同争夺，暴露了文化碰撞的撕裂。

1696年昭莫多之战，准噶尔军队仍沿用抢尸继承制。清军统计战果时发现，斩获首级与预估杀敌数相差七倍。这种战场特性误导了明清两代对蒙古军力的判断，直至乾隆年间方有将领识破："虏携尸遁，故斩获稀"。现代蒙古国骑兵条例中，仍保留着"战场互助"的条文，成为古老传统的最后余韵。

当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时，博克多汗军队仍在沿用抢尸继承制分配战利品。这种贯穿八个世纪的军事传统，最终随着坦克的出现而消亡，但其塑造的草原社会基因，至今仍在影响着蒙古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