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先后与印度、越南在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边境摩擦自有其深刻的历史积因和复杂的背景，然而在中印、中越发生冲突时，却总能引来“局外人”苏联的介入。
且苏联的军事威胁、外交胁迫，无不是针对中国、相帮印度和越南。
那么，苏联究竟是如何干涉中印、中越战争的？作为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又为何屡屡为难中国？
中印之战偏袒印度1959年3月，中国西藏发生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值此期间，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采取支持态度。
印度噶伦堡成为叛乱者的窝藏地，印度军方的大批武器弹药被输送至西藏。
印方总理尼赫鲁更是公然鼓吹西藏的“独立”，要求召开一场由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组成的会议，来解决西藏冲突问题。
正是印度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给中印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以此为契机，中印2000多公里的边界纠纷也日趋尖锐和激化。
1960年初，印度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试图将边境线向中国方向推进。
1962年10月，尼赫鲁更是不顾中方抗议与警告，公然派出十多个旅的兵力进入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地带向我国发起进攻，叫嚣要把中国军队全部清除。
我国边防部队被迫应战，中印战争就此打响。历经短短一个月的战斗，印军两个旅被全歼、三个旅被重创、8700多名印度官兵被毙伤。
我军清除了印度在中国境内设置的37个据点，取得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大胜。同年11月21日，我国政府在完全掌握战局的情况下宣布停火。
12月1日，我军又主动后撤20公里，并把缴获的印军武器物资尽数送回。至此，中印现代历史上的首次交锋告一段落。
这场突如其来又快如闪电的中印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苏联政府。或者说，苏联本就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参与方。
1959年7月中印冲突激化后，苏联不仅没有对向来亲近的中国提供任何援助。
反而在战争当天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科技协定，将在华工程师、科技人员尽数撤离，转而向印度提供15亿卢布的贷款援助。
一个月后，印度在苏联的撑腰下开始向中国发难，频频在边境地带制造冲突。
苏联政府却始终一副“看热闹”的心态，不顾中国的劝说和抗议，无视印度的挑衅和越界，声称“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
10月，眼看中印战争一触即发，赫鲁晓夫仍不愿听中国的解释，不肯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反而喋喋不休的警告中国：
“不管共产党的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应该对资本主义世界动用武力。”中印战争爆发后，赫鲁晓夫更是直接站队印度，公然宣称：“印度根本不想打仗。”
赫鲁晓夫的发言，是对中国自卫反击战性质的质疑和污蔑，苏联媒体也刊文称：“中国是亚洲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
更令人气愤的是，苏联不仅在舆论上指责中国、支持印度，还在军事上给予了印军大批资助。
1960年7月，苏联开始向印度输送武器弹药。印度成功从苏联人那里订购到了12架“猎狗式”直升机，用于为前线的印军输送物资。
这些苏式直升机最初被投入中印战场时，甚至直接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与此同时，苏印关于米格战斗机、喷气式发动机的购销合同也达成了最后协议。
中印边界战火停息后，苏联又承诺将尽快向印度提供火炮和坦克，并答应为印度建立军工企业。
总而言之，苏联在中印冲突发生的前后，表达出了极其鲜明的“站印反中”立场。
因为苏联在中印战争中的立场问题，中苏关系迅速迎来恶化。于是到了70年代，当中越两国发生冲突时，苏联不出所料再度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中越之战站队越南1976年之后，中国国内局势迎来崭新局面。可正当中国准备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时，中越边境却突然传来坏消息。
自1978年以来，越南政府不断对我国边境发起武装挑衅，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在中国政府屡次警告无果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定。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中国解放军在短短一个月内攻克了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会和17个县市。
越南在边境地带设立的军事设施，被解放军尽数摧毁。中越之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下帷幕。
我军在完成驱逐侵略者、守卫边境领土的任务后，迅速撤回国内。
然而，越南方面不仅没有收敛自己的侵略行为，反而屡屡在边境继续制造摩擦，两国边境形势因此一直十分紧张。
越南人之所以胆敢屡屡进犯中国领土，一方面是因为越南统一后，打造出了一支具备实战经验的庞大军队，这使得越南人自以为具备了称霸东南亚的军事资格。
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在背后的撑腰，给了越南与中国叫板的十足底气。不同于中印战争时期对印度的隐秘扶持，苏联支持越南反华的动作更加明显，力度也更大。
1975年越南统一后，苏联就当即表示要给予越南25亿卢布的巨额援助，用以扶持越南的工业发展“五年计划”。
据估计，在中越边境冲突恶化的1978-1980年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共计18.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越南工业发展所需的石油原料和设备，也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的输送。1978年6月，越南又被苏联拉入“东欧市场经互会”，这愈发方便了苏联对越南的援助。
在军事层面，苏联“扶越反华”的力度更大。
首先，苏联向越南输送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大批军事装备、零部件，并提供了米格-23战斗机、2艘2000吨级海军舰艇。
1978年-1980两年间，苏联对越南的军援总额就达到19.7亿美元，比直接经济援助数额还大。
其次，苏联向越南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帮助越南掌握苏式装备武器、完善军事训练、甚至指导中越战争前线战事部署。
不仅如此，就连苏联国内也军事动作频频。
1978年4月，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到西伯利亚中苏边境，组织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试图煽动反华情绪，以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威慑。
到了中越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又在中苏边境增加了9个师，使苏联驻军高达54个师，这已经是苏联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这种局面，就连西方世界也不禁发出感叹：“苏联的‘防御’，无论如何也远远超过需要了。”
并且，苏越还在1978年11月3日签署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声明，一旦双方之一成为第三国进攻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保障两国和平与安全。
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纸条约的针对目标，就是与越南频频发生边境摩擦的中国。
从1962年的中印战争，到1979年的中越战争，曾经被中国视作“老大哥”的苏联，无一例外都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军事威慑、外交胁迫、舆论指责，苏联对中国的打压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苏联究竟为何屡屡与中国过不去？
为何屡屡与中国叫板？要知道，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利益永远是每个国家的第一出发点，而苏联选择支持印越、打压中国，也是出于其战略利益诉求的变化。
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之所以采取“扶印反华”政策，主要是苏联对外战略调整和中苏分歧的结果。
赫鲁晓夫掌权后，试图用和解与对抗兼而有之的方针，取代斯大林对西方的强硬政策。
其基本理念是，谋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给自己赢得休养生息、提高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空间。
按照这一思想，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理应与印度保持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可中国却因为国土争端，与印度频繁出现摩擦。
在苏联人眼中，身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应该如同“小孩子”服从“家长”的命令一般，向苏联的利益看齐。
但我国向来奉行独立自主、坚决维护自身主权与民族利益政策，这一点无疑与苏联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
再加上中苏双方的意识形态认同差距本就越来越大，使得双方关系出现严重裂痕。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自然而然选择了利用中印冲突向中国施压，这既可以向西方世界传达示好信号，也可以迫使中国就范，“扶印反华”政策可谓是一举两得。
至于中越战争中站队越南，主要出于苏联的两大利益诉求。
首先是7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和全球战略方针的调整，美苏对抗攻守双方互换角色，苏联成了占据优势的一方。
于是苏联一改过去被动防御姿态，转而在国际政治舞台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
这一时期，苏联提出了“南下战略”。
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欧美势力薄弱的中间地带，建立一个西起地中海、途经波斯湾和印度洋，向东穿越马六甲海峡，通过东南亚连接太平洋的弧形战略圈。
而在这个庞大的全球战略圈当中，联结两大洋的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扶持一个亲近苏联的东南亚国家，对苏联的“南下战略”来说至关重要。
巧合的是，越南正好有求于苏联，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实现其称霸东南亚的政治野心。于是，两国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同盟，越南成为苏联控制东南亚的工具和可靠堡垒。
另一方面，中苏两国在60年代中期之后彻底走向对立，中国被苏联视作在远东的主要威胁。
1965年，苏联加紧在中苏边境设防，此后设防规模不断升级，由1965年的13个不满员师，增加到1969年初的25个整编师。到1972年，又增加至40多个师。
与中国的剑拔弩张，也使苏联陷入了被东西两线夹击的危险境地，毕竟在挑起与中国摩擦的同时，苏联与欧美世界的争斗也在日趋白热化。
尤其是在1978年中美建交、中西方关系大幅改善的背景下，苏联被围攻的战略态势愈发明显。
从战略位置上考量，要想化解苏联腹背受敌的困境，就只能与越南达成军事同盟。
通过东南亚的力量牵制中国，怂恿越南在中国南疆制造事端，破坏中国的发展进程，达到削弱中国力量、缓解苏联远东压力的目的。
这是苏联全力支持越南反华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恰好迎合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利益诉求。
结语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两次打响守卫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自卫战争。
遗憾的是，曾经与中国交好的苏联“老大哥”，两次均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甚至成为挑起战争、损害中国利益的幕后推手。
可站在苏联的角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也不过是因为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动。
所以说利益至上，永远是国际政治舞台的首要原则。这一点，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避免。
而幸运的是，中国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即便不依靠苏联的支持也足以在国际舞台立足。
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试图打压中国、介入中国内政的行为，到头来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参考资料
1.陆强. 论中印边界博弈中苏联外交的“错位”[D].曲阜师范大学,2011.
2.赵岩.中越战争中的苏联武装力量[J].兵器知识,2011(02):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