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德，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一生谦逊，待人彬彬有礼，极少发火。

长征时期，张国焘欲一家独大，不断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骂他是“老糊涂”、“顽固分子”。

朱德面对一切指责从不发火，等张国焘骂完后，不慌不忙地和他分析形势，讲道理。

毛主席后来还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

1949年夏，党中央从北京香山搬进中南海；1951年，有关部门对中南海内的古建筑进行大修。

同时建造了一些新的房屋，安排朱德和刘少奇两家搬到距离中南海西华门不远的西楼居住。

按理来说，搬新家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然而，朱德却为了这件高兴的事与老战友刘少奇发生矛盾。

二人互不相让，坚决不肯让步。最后还是朱老总向工作人员发了火，少奇同志无奈让了一步。

图｜1962年，朱德与工作人员合影

那么，一向宽厚仁慈的朱德，为何会因为搬家这件小事与刘少奇产生龃龉？最后这件事情又如何解决的呢？

一、北平和平解放，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住进中南海

1949年初，千年古都北平迎来和平解放。时任政务院秘书齐燕铭，与中央统战部的三名处长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接到上级指示：立即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城打前站。

1949年2月3日，齐燕铭等人刚刚赶到北平，就收到了周总理发来的电报：先把中南海与北京饭店接收下来。

彼时北平刚刚解放，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正蠢蠢欲动，伺机破坏解放大业。

为防止意外发生，周总理吩咐他们先把中南海与北京饭店控制下来，好让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员进驻北平。

1949年2月3日下午3点，齐燕铭、申伯纯带领几名工作人员乘坐军管会的吉普车来到中南海。

因为新旧政权交替，傅作义此前率领驻守于北平的守军集体投诚，中南海新华门大门敞开，无任何人把守。

齐燕铭等人开车径直来到丰泽园大门，大门的柱子上赫然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

来到丰泽园颐年堂大厅，齐燕铭把公务员负责人找来，向他说明了自己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小组工作成员。

为避免夜长梦多，齐燕铭让夏杰、陈群海两名同志今天就不走了，住在丰泽园里面，让公园的负责人替他们找来两副床板。

齐燕铭与这位负责人办完手续后，申伯纯嘱咐夏杰、陈群海：你们是中央机关入驻中南海的第一人和第二人，责任、意义重大。

住下后，先初步摸排一下中南海的实际情况，院里情况肯定复杂，你们晚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想到，3日晚的中南海还真不太平。

当晚，夏杰、陈群海进行巡逻时，碰上一个“飞贼”。当时天还没有完全大暗，走到丰泽园附近时，夏杰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紧接着，一个黑影闪过去。

他赶忙招呼陈群海，二人立刻跑到前去，一边跑，一边喊着：“什么人，站住不要动！”

房梁上的黑影顺着屋脊快速奔跑，一转身就翻出了不远处的围墙。

因为当时中南海还没有解放军进驻，只有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旧警察巡逻，夏杰、陈群海因此没有捉到这个“飞贼”。

第二天，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齐燕铭，齐燕铭立马把中南海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报告给了军管会。

军管会马上督促傅作义旧部迅速撤离，派出北平纠察总队进驻了中南海。

从这一安排不难看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周总理确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然而，当中南海正式回归到人民的怀抱时，这处曾经的皇家御苑早已物是人非。

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此园疏于管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南海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怀仁堂附近的野草长了一人多高，房顶长满了野草；池水又臭又脏，根本辨不清是何种颜色。

简直比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还要破败不堪。

为了弄清楚中南海的具体情况，军管会的工作人员找来详细资料。1928年“北伐”成功后，中华民国将首都迁往南京，中南海被开辟为公园。

图｜周恩来与工作人员合影

“七七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大使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等市委机关迁入中南海公园；日本战败投降后，李宗仁、傅作义先后把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

这几伙人只管用、根本不修缮，导致中南海破败不堪。

当时，负责驻防北平的纠察总队队长张明河对齐燕铭说道：“中南海必须要经过全面清理和排雷，不然不能让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人住进来。”

齐燕铭与张明河把中南海的情况向彭真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时北平流行“大脑炎”，这种传染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所以必须要彻底清理中南海水域中的淤泥。

彭真当即拍板，他命令张明河调用部队，把中南海与北海的水域全面地挖一挖。

华北军区专门派来一支卡车队和几百名士兵，他们与张明河的北平纠察总队夜以继日清理淤泥。

由于中南海和北海这片水域至少有近百年没有清理过，战士们先把池水放干，捞起水中的鱼。

几百名战士足足挖了三个多月，才清理干净。挖到最底处时，还发现淤泥里藏着不少子弹、手榴弹，应该是国民党、日伪军投降后遗留的产物。

因为中南海内的房屋年久失修，战士们清理水底淤泥时，周子健负责对中南海内的房屋进行修缮。

周子健先清查中南海所有房产位置、面积、家居设备，勘查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

修缮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动作最大的就是对怀仁堂的改建。据说，怀仁堂是当年慈禧老佛爷看戏的地方，亦是中南海里面积最大的建筑，大门、立柱、影壁呈红色与灰色。

中共中央计划在怀仁堂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不过这里是个四合院，不适合召开大会。

周子健思来想去，请梁思成先生为怀仁堂设计一个新的屋顶，将其改建成会堂。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都在怀仁堂举行。

至1949年5月，中南海终于完成清理改造。经过修缮整饬的中南海红墙掩映、绿水环抱；园内草木茂盛、屋舍整齐，距离中共中央进驻的日子不远了。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入驻中南海的一些趣事

1949年6月，毛主席与其他党中央领导人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原本非常不情愿搬进中南海，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

政协会议召开在即，事情千头万绪，总是住在香山，还要往城里跑，找人说话都不方便。

且当时北平除了长安街、东交民巷和王府井是柏油马路，其他都是石子路，无论是人走还是车走都不好通过。

周总理多次就这个问题向毛主席做工作，他老人家还是想着更好地进行工作，所以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经过修缮后的中南海内有许多独立的院落，丰泽园就是其中之一。

丰泽园是乾隆皇帝较为喜爱的一个院落，康熙年间，这里曾经是清政府举行“演耕礼”的地方。

周总理率先住进中南海，曾一度临时居住于丰泽园。

后来他察看了中南海各处建筑，认为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条件比较好，环境幽然静谧，主动提出让毛主席入住丰泽园，自己则搬到西花厅。

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是一座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院子里还有九株古槐树，郁郁葱葱，东南西北朝向各五间房。

图｜丰泽园

毛主席把自己的起居室定在北房东侧，一共两间，相互贯通；外面一间是毛主席用来会客的，里面一间摆放着毛主席的大木板床，是他看书、批阅文件的地方。

除了这张大木板床之外，毛主席的两间起居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套沙发和几组书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了。

北侧的东房也是两间打通，毛主席还未入住前，这两间房是公共场所，摆放着很多鲜花。

毛主席住进来，对工作人员说：“不用摆这么多花，我这里来的人多，有干部、农民，他们见我办公的地方搞得这么漂亮就会上行下效，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

这两间房也是毛主席接待客人、办公的主要场所。

菊香书屋年代久远，配套设施不完善。北京苦寒，到了冬天，因为菊香书屋的采暖设施完全失效，工作人员只好在一处空地上砌了一座小锅炉，这才解决了毛主席冬天供暖与平时用热水的问题。

随着毛主席入住菊香书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单位陆续搬进中南海，大家都在丰泽园附近办公。

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不影响工作，各单位不挑不拣，就选一些看起来比较结实，距离近一点的房子。

一些整齐的院落作为大家公用，犄角旮旯的房子就是宿舍。

值得一提，为方便工作，中共中央机要室就设在丰泽园附近的含和堂院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住在这里。

说完了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再来说说周总理为何要选择西花厅？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短短两天内相继辞世。光绪弟弟的儿子溥仪登基，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建造新的摄政王府。

摄政王府建成后，载沣曾短暂在西花厅住过，还在此招待过客人。

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把总统府设在中南海东岸中部的居仁堂。再往后，西花厅成为了北平市政府办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办公处设在旧摄政王府。

西花厅坐落于政务院办公厅区域的西北角，南北长、东西窄。

为方便工作，西花厅与设在东花厅的政务院秘书厅中间只隔着两道小门。

西花厅院子的西墙外是沿中南海西街，南北靠着府右街，北墙靠着文津街，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图｜西花厅

1949年4月，周总理曾经到西花厅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当时，西花厅里芬芳吐蕊，盛开的海棠花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于1949年11月与邓颖超共同搬进了西花厅。

不过，周总理与邓颖超只挑选了西花厅里的两间房作为住所和办公的地方，还有其他同志也住在院子里。

三、因为选房，朱德与刘少奇发生争执

随着毛主席与党中央正式入驻中南海，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导也随中央机关，从香山转移到中南海。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政机关的建设如火如荼，办公人数逐渐增加，致使中南海的办公区域开始紧张。

1951年夏，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进行扩建，此次扩建包括五栋楼房、一个会议厅。

会议厅称之为西楼，西楼还分为甲楼和乙楼，甲楼相比乙楼房间更宽敞，距离街道远，比较安静，居住环境整体好于乙楼。

1952年，会议厅西楼工程正式完工，党中央决定让刘少奇、朱德两家，以及一些党政机关搬进西楼。

关于谁来住甲楼这个问题，朱德和刘少奇相互谦让，最后还是朱老总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发了火，才算了结。

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最开始朱德的住所是中南海西门的永福堂，这是一座古老的清代建筑，院里有三间房屋。

因为住宅有上百年的历史，墙壁都已经掉漆破损，个别木栏杆摇摇晃晃。

屋里比较潮湿，每逢阴雨天还能闻见少许木头发霉的味道。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居住于故宫西院南海北角的万字廊，居住条件比朱德的永福堂好不到哪去。

机关管理部门在房屋扩建结束后，马上就安排朱德和刘少奇搬到西楼居住。

西楼条件好，场地比较宽敞，完全能够容纳他们两家。

接到通知后，朱德、刘少奇二人不疑有他，与家人收拾行李，准备找个时间就搬进去。

搬进西楼前，朱德来到这里查看了一下，他发现西楼有甲乙两栋楼，甲楼房间更大，还带有会议室。

朱老总从小出身不好，家庭条件十分贫困，养成了勤劳朴素的习惯。

参加革命后，朱老总虽然身居要职，没有任何架子，经常下地干活；刘少奇同样如此。

朱德主动找到刘少奇：“少奇同志，你平时开会多，住处应该考虑到你的工作。

甲楼比较宽敞，还带有会议室，所以你来住甲楼，我和我的家人去住乙楼就行了。”

刘少奇听到这话肯定不同意，他婉言拒绝道：“朱老总，我比你年轻，你家里人口又多，甲楼离这街道远，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更有助于你休息，所以还是你住甲楼吧。”

朱德赶忙推辞：“我革命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受过？现在正是党政机关建设的重要时期，你作用要远远大于我，所以为了工作着想，你也必须住甲楼。”

二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让步，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也不好插嘴。

最后朱老总撂下一句：“如果少奇同志不搬进甲楼，我就继续住回永福堂！”

这下可为难大家了，最后刘少奇同志只好妥协，勉为其难地住进了假楼。

虽说刘少奇搬进了甲楼，由于平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没有多少时间在家里住。

因为两栋楼相邻比较近，刘少奇和朱德都是大家庭，孩子比较多，他们二人的晚辈们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

每天清晨，伟人的后代们相约在中南海西门集合，共同搭乘一辆三轮儿童车去上学。

朱德的外孙刘建接受记者采访时，经常谈到那段乘坐儿童车去上学的时光特别快乐。

朱德和刘少奇只要有时间，就给家里的孩子们讲以前打仗的故事，孩子们尤其对红军时期的长征比较感兴趣。

图｜刘少奇（图右）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师傅交谈

从20世纪50年代底开始，新中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领导们以身作则，主动缩减每月粮食定额。

毛主席和朱德报了26斤；周总理报了24斤；刘少奇仅报18斤。

这些粮食根本不够吃的，工作人员想给领导们增加粮食定额，率先被毛主席拒绝。

朱老总更是拍拍胸脯道：“想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是怎么渡过难关的？这点事根本不叫啥，自己知足。”

朱德带领工作人员在自己住的乙楼南边一块空地上开垦出了菜园，不仅种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还养了几只兔子，靠着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

刘少奇也带着家人们在甲楼的南边开垦出了一片菜地，主要种的是向日葵。

到了秋天，朱德带着儿孙们去采去采摘蔬菜，一部分送到公共食堂；一部分给了邻居刘少奇，剩余一点留着自己吃。

刘少奇将收集到的葵花籽送到炊事员，炒熟后分给左邻右舍，大家一起享用。

1970年，朱德主动搬出中南海，因为一件生活琐事，朱老总大发雷霆。

原来，工作人员发现大量从朱德家里拨往石家庄的通话记录，朱德最近没有与河北的领导联系过，这些电话到底是谁打出去的？

朱德第一反应是家中有人未经自己允许使用电话，他十分生气，把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要求把事情查清楚。

后来，私用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是一位经常来朱德家里串门的亲戚，他的女朋友在石家庄。

朱德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补齐了通话费的差价。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朱德特别反感那些斤斤计较，为了一点小事都要占便宜的人。

朱老总从来都是严于律己，他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对身边亲属讲原则，形成了廉政清洁的家风。

图｜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照

朱德常对子孙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要热爱老一辈事业，不要有我是财产继承人的想法，我这里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朱德一生积攒二万多元，临终前，朱老总立下遗愿，把这二万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同时，朱德一生服从组织分配，不提任何附加条件；刘少奇同志也是如此。

结语

20世纪60~70年代，朱德与刘少奇先后离开居住多年的中南海。

刘少奇先离开中南海的。根据朱德晚辈回忆，当时已经80余岁的朱德每当去西楼餐厅吃饭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看着刘少奇的位置，然后默默低下头，唉声叹气。

晚年时期的朱德每每想起刘少奇都会默默流泪，他搬离中南海后再也没有回过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