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新四军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一支特殊部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支由前蒋军、川军游兵散勇组成的洪山支队，成员衣着各异，有穿军服的，有戴礼帽的，甚至还有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女兵。他们曾是臭名昭著的地痞流氓，但在新四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的感化下，逐渐蜕变成一支正规化的抗日力量。然而，部队改编为特务团后，一位侦察员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调岗请求：＂我有个毛病，看见值钱东西就想抢，但又怕被枪毙，不如去当个炊事员。＂这支特殊部队最终被改编为新四军5师15旅43团2营，其成员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其中洪山支队老队长林光耀更在1942年战斗中光荣牺牲，名字被永远铭刻在＂名震鄂豫＂的纪念碑上。

1941年春天，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局势复杂。日军的威胁、蒋军的压力，加上游兵散勇的骚扰，让这片土地难得安宁。

新四军高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成立边区保安司令部。原鄂豫纵队政治部主任郑绍文被任命为司令员，原5师15旅43团副团长张卓然兼任参谋长。

在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控制区之间，散布着大量从蒋军、川军逃散的官兵。这些人三五成群，仗着手中的枪支弹药，在公路两旁打家劫舍。

他们中胆大妄为者，甚至深入根据地内部抢掠。老百姓对此苦不堪言，根据地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保安司令部最初打算用武力清剿这些游兵散勇。但考虑到他们仍穿着蒋军军服，一旦发生冲突，极可能被蒋军借题发挥。

郑绍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将这些人收编，再慢慢改造。毕竟这些人多数来自四川，可以从乡情入手。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郑绍文派出了一位重要的说客：四川籍的温家福。他以老乡身份出面联络，希望能打开局面。

为了增加谈判的成功率，郑绍文还动用了另一张王牌。他让在汉流组织中有＂大哥＂身份的张光泽出面劝说，因为汉流在这些四川人中很有影响力。

这个策略颇见成效。在温家福和张光泽的共同努力下，游兵散勇中的头目林光耀终于同意与新四军谈判。

郑绍文的工作方式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没有采取高压手段，而是以＂团结、教育、改造＂为主，以＂分化、瓦解、收编＂为辅。

这种方式，既维护了根据地的安全，又扩大了抗日力量。郑绍文以一个老练政工干部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温家福带着郑绍文的信任前往联络时，四周环境危机四伏。游兵散勇们分散在各个村落和山头，打家劫舍已成常态。

温家福找到林光耀时，这位游兵散勇的头目正和手下在一个小村庄里休整。林光耀身边的人对温家福充满戒心，但四川老乡的身份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在多次接触中，温家福逐渐摸清了这些人的情况。这些游兵散勇大多是在战败后离散的川军，他们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思念，对现状也感到迷茫。

谈判进展并不顺利，林光耀对新四军存在很大戒心。后来郑绍文得知这些人与汉流组织有渊源，立即调整策略。

张光泽作为汉流组织的大哥出面后，情况有了转机。他用帮派中人熟悉的方式与这些人交谈，渐渐打开了局面。

林光耀终于同意与郑绍文见面谈判。谈判当天，他全副武装，腰间别着上了膛的驳壳枪，神情紧张地走进谈判地点。

郑绍文开出的条件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没有提出苛刻要求，只要求他们集中起来，不打新四军，不骚扰百姓。

这些游兵散勇听到条件后，开始陆续来到集合点。他们带着武器和行李，像是一支杂牌军，但至少愿意接受新的管理。

集合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里，有些人改不掉老毛病，仍在周边抢劫，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

老百姓纷纷跑到陈少敏书记和李先念师长那里告状。他们说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群土匪，把新四军的名声都败坏了。

李先念担心事态发展，专门写信给郑绍文提醒。这让负责联络工作的温家福十分担忧，想要退出这项工作。

郑绍文却保持镇定，他安抚温家福继续工作。他深知改造这样一支队伍需要时间和耐心。

终于，洪山支队在向家冲完成集结。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有穿蒋军军服的，有穿百姓便服的，有戴礼帽的，还有缠着红色头巾的。

女兵们身着五颜六色的少数民族服装，这些衣物大概都是他们抢来的。整个队伍看起来杂乱无章，急需整顿。

面对这种情况，郑绍文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把老弱病残遣散回家，把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送去师部随营学校。

对于留下的人，郑绍文以四川老乡的身份亲自接待。他经常与这些人一起吃饭聊天打牌，用私人情感来化解隔阂。

虽然有人对郑绍文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样会培养私人武装。但郑绍文清楚，要改造这支队伍，就必须先取得他们的信任。

在郑绍文的耐心改造下，这支队伍逐渐有了起色。他们在后来的反扫荡战斗中，经受住了考验，展现出一支正规军应有的战斗力。

桂军一个连的投奔为洪山支队带来了新的变化。七十名正规军人在连长黎照垣的带领下加入新四军，郑绍文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他将桂军起义部队与洪山支队合编为鄂豫边特务团，并亲自兼任团长。这个决定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特务团成立后，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同步展开。队伍里开始实行统一的作息时间，严格的纪律制度，规范的军事训练。

这种正规化的管理方式让一些习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老兵们很不适应。副团长周茂林就经常私下抱怨，说当初就不该来当新四军。

有人向郑绍文建议，应该立即逮捕这些不稳定分子。但郑绍文认为这些人并非反动分子，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郑绍文采取了更智慧的处理方式。他主动找周茂林等十几个人谈话，表示愿意给他们七支驳壳枪和一百元路费。

但郑绍文也提出了严格的条件：不许暗中拉走其他人和枪支，不许打着新四军的旗号，更不许欺压百姓。违反这些规定就要按军法处置。

就在这时，一位侦察员找到郑绍文，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这个请求让在场的人都没想到。

这名侦察员坦白说自己有个毛病，一看到值钱的东西就想抢。他说既然抢老百姓的东西要被枪毙，不如调去当个炊事员。

郑绍文听完这个奇特的请求，立即同意了他的调动申请。这种诚实的态度反而让郑绍文看到了队伍改造的希望。

特务团的其他战士看到这些事情，开始主动向领导反映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都能得到及时解决。

周茂林等人离开部队后，在外面转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见识了外面的艰难，也体会到了新四军的不同。

一个月后，这些人全都回到了特务团。他们向郑绍文表示，此后再也不会离开部队。

恰好这时李师长来特务团视察。他看到部队的变化，特别是周茂林等人的回归，对郑绍文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特务团的正规化建设逐步深入。队伍里不再有人穿着杂乱的衣服，不再有人随意外出打劫，军容军纪有了显著改善。

从一群乌合之众到一支正规部队，特务团的转变证明了郑绍文的方法是正确的。他既没有一味迁就，也没有采取极端手段。

这种改造方式为新四军收编和改造地方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它证明，只要方法得当，就能把地痞流氓改造成革命战士。

1942年，鄂豫边区的形势日益紧张。上级决定撤销保安司令部，调郑绍文前往第二军分区任职。

这个决定让特务团的去向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李师长询问郑绍文，是否要把特务团带到第二军分区。

郑绍文深思熟虑后作出决定。如果把特务团带走，就会坐实＂郑家军＂的说法，不利于部队的长远发展。

经过与李师长商议，特务团被改编为5师15旅43团2营。赵文彬担任营长，林光耀出任参谋长。

但郑绍文没有忘记那些帮派习气较重的老部下。他把周茂林、杜炎理等人调到第二军分区，继续加以培养。

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验证。在第二军分区遭遇日军包围时，周茂林和杜炎理表现出色。

两人各持一挺轻机枪，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坚守阵地。他们的勇猛表现，为司令部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43团2营的战士们也在抗日战场上屡建战功。这支由游兵散勇改编而成的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42年11月，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马溪河的一场战斗中，林光耀站在了最危险的地方。他带领部队阻击日军，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旅长周志坚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下令将林光耀的名字与其他155名烈士的名字一起，刻在＂名震鄂豫＂的纪念碑上。

这座纪念碑矗立在石河烈士陵园，至今仍在诉说着那段历史。林光耀的名字与其他烈士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了那里。

2004年，《新四军人物志》出版。编辑们在搜集资料时，被林光耀的事迹深深打动。

这个曾经的游兵散勇头目，最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烈士。他的故事被收入这本书中，成为新四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打家劫舍的游兵散勇，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这支特殊部队的转变令人感动。他们的故事证明，只要有正确的引导，任何人都能成为革命的栋梁。

这段历史也见证了新四军的政策智慧。他们不是简单地剿匪，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把社会闲散力量转化为革命力量。

特务团的故事在新四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改造案例，更是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生动写照。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石河烈士陵园前驻足，当我们翻开《新四军人物志》，都能感受到这段历史的震撼。这些曾经的游兵散勇，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革命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