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粟戎生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想起那些过往的事,他有很多话想说。
粟裕的军衔是上将,不过这都是在有了粟戎生之后才定下来的。
粟戎生1942年出生,他的童年可没有无忧无虑的时候,毕竟他成长于炮火连天的年代。那段岁月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他记得有一回母亲跟他说:“转移的时候,战士一根扁担挑着电台,另一根扁担挑着你。”
可能一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都没太明白安稳是啥意思,直到进了华东保育院,日子才安定下来。
不过,粟裕到北京工作去了,粟戎生也跟着到了北京。在粟戎生眼里,他的父亲一直特别威严。
有一回,粟戎生被他爸直接扔到水里了,就只给他丢了根竹竿。好多人都不明白为啥要这么干,但是粟裕就讲:“我可不能让自己儿子是个胆小鬼。”
粟戎生上小学是在八一小学。他父母对他可严了,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和普通孩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班主任晓得他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粟裕大将,可老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将军会这样要求孩子,有一回还问:“你是不是这个妈妈亲生的?”
粟戎生碰到这种让人很无奈的问题时,也只是点头应了下。
老师虽然没接着往下问了,可她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还在寻思:总参谋长咋会对自己儿子这么严?
粟戎生说起往事的时候,对父亲的做法特别能理解。为啥?他父亲可从来不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就这想法,就比当时很多父母强多了。
这么着,想让孩子“独立成人”,就得对社会环境有更深的认识。要是一直在“温室”里长大,那环境适应能力肯定弱得很。
所以,粟裕也会“使”自己手上的权力,不过这方向和外人想的不一样:啥地方艰苦,就把孩子往哪儿送。
受父亲的影响,粟戎生心里也有个从军的梦想。他就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想着这样以后就能早点穿上军装。而且,时代不断发展,祖国有了新的需求,这时候有技术在身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
可是,粟裕早就提醒过:“年轻人可别贪恋小家庭,别老想着进了单位就坐机关。”
就这么着,1966年的时候,粟戎生刚从军工院毕业,一开始就被他父亲给“规划”好了,得从一个普通的前线士兵干起。
粟戎生在前线士兵里文化水平相当高,但他还是在祖国南疆扎下根来,一待就是4年,不管刮风下雨都没动摇过。后来是因为部队调回内陆了,他才跟着回来的。
谁能想到,北部边境那边局势特别紧张,珍宝岛都打起来了。粟裕,又去托“关系”了,把自己儿子给调到前线去了。
北线那边,他带的部队没轮上打仗,不过接到任务得进山区搞国防施工,这一挖就挖了3年。
有一回,有块特别大的险石很难弄掉,粟戎生就叫战士们都撤开,他自个儿爬上去排险。没成想,上头的另一块大石头跟着就落下来了,刚好砸在梯子上。
过后再想想,真是特别后怕。
可要是当时他没上去,肯定会被父亲责怪的。刚当上基层指挥员时,粟裕就跟他说:“你得完全信任他们,只要做到这点,哪怕情况再危险,他们也会和你一起闯出一条活路来。而且,你要求战士做的,自己必须先做到。打仗是会死人的,战士们把命交给了祖国,你作为指战员就得特别珍惜战士们的生命。”
粟戎生到了这个岁数,对人生里发生的任何事儿都不会觉得稀奇了,毕竟除了他,弟弟妹妹也都是这样的。
粟寒生也踏上了参军入伍这条路,他,到舰艇上工作去了,那地方条件可艰苦了。由于长时间在海上搞训练,他的腿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经常疼得厉害,这病痛,就这么跟了他一辈子。
粟惠宁,在自己家里是个女孩子,不过粟裕对她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她刚当兵的那3年,是在宣传队、炊事班工作的。后来,她发现好多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兵都去了条件更好的单位,她就给父亲写了封信,盼着父亲能给她换个单位。
粟裕很快就回了信,态度特别坚决。他说,生活环境确实会影响人,但这只是外在条件,对一个人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得是自觉。
粟惠宁把父亲的信读完了,心里明白父亲在这件事上不会再让步了,所以她就没再提了。
粟戎生身为大哥,那必须得起到表率的作用。他在云南边境的导弹部队服役时,有一回实战,他把美军的侦察机给击落了,就因为这个,他还在自己的军旅生涯里拿到了第一个三等功。
整个60年代末的时候,粟戎生在前线的日子那叫一个紧张又艰苦。每天,敌情出现的次数都能超过4回,警报也是说响就响,没有哪个战士敢放松警惕的。只要警报声一传来,就得立刻奔向前线去。
父爱就像山一样伟大,粟裕爱孩子的方式那可真的很特别。
粟裕怕孩子不明白,其实也跟粟戎生讲过:“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开始干起,慢慢积累经验,要是半道入行,肯定成不了事的。”
移防了十几次,粟戎生可算是被磨炼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后来,他也讲过:“我挺自豪的一点就是,我在和平时期当军人,还参加过两次作战。当兵要是没打过仗,不管怎么说都是个遗憾。”对父子俩来说,父亲特别幸运的地方在于:哪怕对孩子要求很严,到最后也能被孩子理解。
粟戎生的职位不断提升,不过他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1983年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陆军200师的师长。
马上就要上任的时候,他跑到医院跟父亲告别去了。
那时候粟裕的病情已经越来越重了,说话都特别费劲。以前父子俩交流起来能聊好长时间,可这一回,父子俩没说几句话。
粟戎生一直都记得,那时候父亲讲的重点是:“师这个层级非常关键,连、团、师的历练对军队干部来说特别重要。”
而这,也是粟裕留给粟戎生的最后一句话。
在粟裕和他儿子有相处时光的时候,他们聊天总是离不开军事话题。并且,粟裕还常常考他儿子,就像问“要是摩托化部队在公路上开拔,被天上敌人的飞机炸坏了好多汽车,这时候你该咋整?”
于是,不少熟悉粟裕父子的人都讲:“他俩可真是一对‘军事父子’。”
粟戎生的能力,都是由他父亲的严格要求转化而来的。
他讲:“我在军队里能承担一定责任的时候,就越发感恩父亲对我的培育和教导了。”
粟戎生以前老是在前线,所以枪法特别准,毕竟这本事到了关键时候可是能救命的。
粟戎生当上军长之后,每次到部队去,他都有一个科目要做,那就是跟团、师、旅长们比枪法。说实在的,他不是为了和谁争个高低,就是想让这些带兵的干部明白自己的差距。
一军之长都还一直坚持训练,师长、连长、排长就更不会放弃训练。
粟戎生可厉害,每次比赛,能赢他的人没几个。他自己也讲过:“我当了副司令员以后,还是得打枪。我老往靶场跑,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军人。咱现在虽然处于和平年代,可军人的职责就是时刻准备打仗。”
粟戎生回忆起最初的时候,就说起了父亲:“我5岁那年,父亲送了我一把小手枪。他教我要爱枪,这就是在让我养成当好一个兵的那种气质。”
1998年往后,在部队那些官兵看来,粟裕副司令下基层从来都不事先打招呼。为啥?他就担心没法看到部队最真实的情况。
每次去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他最烦的就是一群人围在身边前呼后拥的。
要是部队领导安排了接待的事儿,他老是把人家叫过来讲:“留一个人就成,其他人该忙啥就忙啥去。”
听汇报的时候,部队要是说到“有时”“偶尔”“个别”这类词儿,粟戎生就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既然是要讲问题,那就别讲得含含糊糊的。”
所以,部队都养成这么个习惯了,每次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得拿出成绩来才行,不能再光觉着自己干得挺好,而且,现在要是光讲问题的话,就会挺难为情的。
粟戎生当年在边境可是和美国人交过手的。
他击落那架飞机后,可从没沾沾自喜过,而是一直在观察美军的做法。
美国人在越南打了败仗之后,也开始琢磨部队的弱点,接着就搞起了改革。
美国的指战员在组织训练的时候,那也是毫不掩饰的,有啥问题当场就直接指出来。
俄军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有考官讲:“我肯定不会给你打高分,只会给你低分。为啥?因为我要是现在多给你一分,到了打仗的时候,你没准就会带着成百上千的人去送死。”
这种态度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
1999年,粟戎生被晋升为中将军衔,这可是组织对他军旅生涯的一种肯定。
他在副司令这个职位上待了7年,主要分管训练这块儿。每年,都会在大漠基地搞实兵演练,45个师团,10万多人轮流参加,他还特别爱找问题。
要是有人不服气,粟戎生就会安排机关把战场上的监控拿出来直接给那人看,在评讲的时候还一帧一帧地慢放。
就连战斗车人员乱动车、警戒哨兵持枪有问题之类的情况,他都能察觉到。批评的时候,他还会指名道姓,相关部队的指战员每次都会被吓得直冒冷汗。
训练场上要是没有批评,战场上就不可能胜利。
2003年的时候,北京军区搞对抗演习,来了15个国家的27位外军观察员观摩。演习一结束,粟戎生就拿到了各个国家观察员的评价。他可认真了,每个字都仔细看,因为这体现着外军指战员的态度。
他讲道:“优良的作风那都是好多代人一辈接一辈传下来的。要是咱们这一代不琢磨着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等到以后真打仗的时候可就来不及。”
2006年1月,粟戎生退休了,但是他的心,没法一下子就适应平常的生活。
粟戎生将军家里的摆件特别简单,全屋都刷着白白的涂料,唯一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沙发后面那堵墙。
木隔板上有“八一”军徽作背景,还摆放着形形色色的兵器模型,从枪械弹壳到飞机坦克都有,就在那一下子,感觉就像到了兵器博物馆一样。
记者跟粟将军聊天的时候,心里老是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粟戎生当时还对记者说:“你带没带U盘?我有份资料能拷给你们。”
记者跟着他进了书房,一眼就看到不少“军用物品”,像望远镜、水壶啥的。可记者的目光很快就被那些照片给勾住了,都是粟戎生在不同阶段拍的照片。
有光着膀子待在猫儿洞的,有当连长的时候骑着马的,有身着迷彩服训练的。
有意思的是,书房里还搁着一顶军用帐篷。记者看的时候,粟戎生也乐了,说道:“这就是我的地铺,我在里头睡才觉得香。”
聊到以后的时候,他讲:“我打算到时候再去祖国各地走走,去打枪,游泳啥的。部队里有首歌我可稀罕了,叫‘万里江山,千斤重担交给我’。我还买了本《地球科学概论》,就想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搞清楚,趁身体还不错,就先到处走走看看呗。”
这位退休将军是工科毕业的,他看起来普普通通,可干的事儿却轰轰烈烈。他的那些成就,可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