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张春桥大肆鼓吹“夺取上海政权”，导致上海一片混乱，形势甚至波及到了军队。

毛主席早就有指示，军队不搞“四大”，钢铁长城乱不得，作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始终铭记这一点。

“造反派”没有冲击东海舰队，却让东海舰队所属的兵工厂、学校和医院卷入了“四大”，陶勇对此十分担心，于是在1月20日深夜赶到兵工厂，给工人们作思想工作。

凌晨时分，陶勇返回家中，为了确保部队没有问题，他又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挂了电话，两人约定好好谈一谈。

第二天，陶勇和廖政国在记者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公开谈话，两人达成了两个共识：

“军队不搞‘四大’，‘造反派’不能揪斗军队干部。”

两人谈完之后，廖政国起身告辞，陶勇因为前一晚没有睡好，就在司令部大楼内小憩了一会儿。

大约在下午两点时，陶勇醒了过来，独自一人走到花园中散步，期间，他感觉头皮有些发痒，于是让招待所所长去找理发员周妙基。

意外就在这个间隙发生了，招待所所长和周妙基来到司令部大楼时，发现陶勇不见了踪影，两人四处寻找，却在井中看到了陶勇的尸体，招待所所长大喊道：“陶司令跳井了！”

花园中的老花工闻讯赶到现场，三人合力将陶勇的尸体拉了上来，之后两位秘书也从大楼走了出来。

几人轮番给陶勇做人工呼吸，可是没有任何效果，招待所所长只好去给医院挂电话，医生赶来并将陶勇带回了医院抢救。

在将陶勇抬上救护车的过程中，两位秘书发现陶勇的内衣是干的，这就意味陶勇落水时间不长。

陶勇被送到医院后，医院极力抢救，可惜回天乏术，陶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人造谣说：

“陶勇向来争强好胜，他怕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所以才畏罪自杀，这是抵抗运动的叛徒行为。”

可怜的陶勇去世还不到四个小时，就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造反派”甚至没有放过陶勇的尸体，搞了一次“鞭尸”行动。

身在南京的许世友听闻噩耗，立即挂电话给东海舰队，让舰队的军政干部过来汇报具体情况。

听说陶勇是畏罪自杀，许世友气得拍桌子吼道：

“全是屁话，陶勇能有什么罪？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害了他，我亲自毙了他”

许世友和陶勇是多年的老战友，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是山东兵团司令，陶勇是第4纵队司令员，两人经常并肩作战。

然而，事情远没有许世友想得那么简单，陶勇死得蹊跷，却没有人组织调查真相，“造反派”又将黑手伸向了陶勇的家人。

陶勇家被抄了三次，其妻朱岚在无休止的批斗中惨死，陶勇的子女走投无路，只能逃到南京，寻求许世友的庇护。

许世友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看到陶勇的子女如此悲惨，竟然流下了眼泪，他把一位军队负责人叫到办公室，然后指着孩子们说：

“我曾经和陶勇一起闹革命，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外边怎么样我不管，现在，我要让他们统统去参军。”

在许世友的保护下，陶勇的子女最终躲过了那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