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7月南开大学遭受日军轰炸，校园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中国，面对国家危难和个人梦想的瓦解，张伯苓却展现了非凡的决心和勇气，他坚定地表示要重建南开。在外敌侵略和内部挑战的双重压力下，南开和张伯苓又将如何书写复兴之路？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张伯苓
1876年，张伯苓诞生于天津一个重文轻武的书香门第。家族希望他继承文学传统，却未料他自幼展现出对武术的浓厚兴趣。张伯苓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学业成绩突出，使他在十五岁那年被北洋水师学堂录取。在这里，他是航海驾驶班的尖子生，更怀抱着满腔热血，立志为国家服务。
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张伯苓与其他十八位同学完成了课程，随即被分配到北洋水师舰队进行实习。对于这个机会，张伯苓感到无比振奋，认为自己即将在军界一展长才。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表现不佳，屡遭败绩，这对刚刚开始军事生涯的张伯苓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不解为何经年累月的训练和学习，最终却难以抗衡外敌。随着战争的结束，张伯苓亲历了屈辱的一幕——在威海卫的山东，他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场景：日本旗帜被降下，中国的旗帜短暂飘扬，紧接着又被英国的旗帜取代。这一连串的国家耻辱深深刺痛了张伯苓的心。
蒋介石
彼时的张伯苓彻底颠覆了自己继续从军的想法，认识到单靠武力是无法真正强大一个国家的。他深刻意识到，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更多有智慧、有能力的新人才，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激发了这一思考后，张伯苓坚定地离开了军队，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志在通过教育来振兴国家。他回到天津，起初从事教师工作，但传统的教育方式让他感到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求。
1904年，张伯苓前往日本考察学习，四个月后归国，带着对教育的新理念。他遇到了同样热衷教育改革的严修，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立学校。在严修的支持和合作下，张伯苓创办了南开中学，采用先进的教育模式，注重实用性和开放性，不断引入新知，为学生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
合照
这些年里，张伯苓亲眼见证了无数才智横溢的年轻人完成学业，他们不得不离开他所热爱的学府，去往各自的未来。面对这样的场景，张伯苓深感只有中学教育远远不够，国家的未来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支撑。因此他决定扩展南开的教育体系，创立一所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
1907年，南开学校的第一座建筑——东楼，后被命名为伯苓楼，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这座楼见证了南开从一个小学堂到名副其实的教育机构的转变。
然而创建高等学府的道路充满挑战。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一所大学既缺乏经验，也缺乏资金。不过张伯苓坚持自己的教育梦想，不顾外界的诸多劝阻，于1917年，他以41岁的年龄赴美国学习考察，寻找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尽管他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但他愿意放下一切，重新成为一名学生，这一干劲和坚持为他赢得了深厚的尊敬。
1918年底，带着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回国后，张伯苓面临着筹措建校资金的巨大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徐世昌、黎元洪等政治人物，以及天津地区的士绅们伸出了援手。
得益于这些支持，次年春大学的教室开工建设，同年秋季便宣告建成，首先开设了文科，随后又增设了理科和商科，逐渐发展成为涵盖文、理、商三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23年，南开又创办了女子中学，为女性教育开辟了新天地。
周总理就是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接受教育的。他的成就，也部分归功于南开所提供的全面和严格的教育。然而南开学校和张伯苓本人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狙击。
七七事变后不久，南开成为日军首先攻击的目标，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珍贵的图书和资料在连绵不断的轰炸中化为灰烬。面对这样的灾难，张伯苓展现了非凡的坚强和决断，他坚决表示，即使南开被摧毁，也绝不向侵略者屈服。
在国内外的支持下，南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组成了临时大学，这个临时组合在长沙开学，并后迁至昆明，被正式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在抗战期间成为了中国教育的灯塔，张伯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继续推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
在1944年，以表彰张伯苓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蒋介石亲自颁发了一等星勋章给他。在同年南开大学的校庆日上，蒋介石特意出席，以示对张伯苓的支持和敬意。两年之后，当张伯苓因健康问题前往美国接受治疗时，蒋介石不仅派遣特使前去探望，还慷慨提供了1500美元的医疗援助。
到了1948年，国内局势日益紧张。在这一年的六月，蒋介石多次邀请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尽管张伯苓本无政治野心，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但面对蒋介石的重复邀请和一封亲笔来信，他感到难以拒绝。在最终接受这一职位时，张伯苓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任期限为三个月，二是希望能够继续担任南开大学校长。
7月，当他抵达南京就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兼任南开校长。国民政府很快宣布免去他在南开的职务，这对张伯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政府的种种不正之风，这让他感到后悔莫及，认为自己仿佛跌入了一个污泥之中。
在国民政府撤退台湾之前，蒋介石仍然不忘张伯苓，多次通过蒋经国向张伯苓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带全家移居台湾，并承诺随时为他提供飞机。但张伯苓坚定地拒绝了所有邀请，表达了对南开和祖国的深厚情感。
在1949年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力量已经大为减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领导层开展了一项针对精英人才的紧急转移计划。时任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亲自前往重庆，与南开中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会面。
在一场持久而深入的对话中，蒋介石试图说服张伯苓迁移到台湾，以在那里继续他的教育事业，或者暂时前往美国避开战乱，直到形势稳定。他承诺，无论张伯苓的选择是什么，政府都将全力以赴解决他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然而张伯苓对此显得犹豫不决。作为教育家，他对自己的学校有着深厚的情感，而作为一位长者，他更不愿意离开祖国和家人。在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双重夹击下，他难以做出决定。
最终是他的夫人出面，以平和的语气表达了他们老年人的心声——不愿再涉足纷扰，希望能在故土安度晚年。蒋介石虽感失望，但仍表达了对张伯苓的深厚敬意，并希望他能再三考虑。
在此期间张伯苓接到了一封来自他的一位杰出校友的信件。这位校友曾在南开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深知张伯苓的为人。信中这位校友力劝张伯苓留在大陆，不要被国民党的计划所动摇。信件中的每一个字都透露着诚挚与关怀，最终这份信件成为了张伯苓决定留下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被邀请到北京，作为教育界的资深代表，他原本应受到高度尊重。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冷落。他的二儿子希望他能公开支持新政府，以切断与国民党的所有联系。对此张伯苓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
被炸毁前的南开
他坦言自己对新政权尚未有足够了解，也不愿意因为政治需要而否定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往昔关系。他的这种立场让他的儿子陷入了两难，同时也使得新政权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
不久张伯苓经历了人生中极大的打击——他倾尽心血创建的南开学校被国家接管。这一政策让他感到困惑和失望。1950年，在南开中学校庆之际，他公开拒绝参加，声称自己年事已高，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不久后患病的张伯苓表达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能被安葬在他深爱的南开校园内。然而这个请求很快被官方以“南开是全体人民的，不属于任何个人”为由驳回。
1951年12月23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辞世，享年七十余岁。生前他曾坚持“留德不留财”的信念，终其一生，身后仅留下六块九毛钱，房产和田地一无所有。
张伯苓：前排右一
他逝世时，国内的媒体几乎未有报道，追悼会上也仅有350名参与者，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氛围的复杂性。然而国际上的反响则截然不同，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也对他的去世给予了关注和报道。
1986年，张伯苓的最后心愿在南开大学得到了实现。学校树立了他的铜像，还将他与夫人的骨灰安放于铜像之后。这座铜像位于南开大学蒙民伟楼前的小花园内，近思源堂，成为校园中的一个重要纪念地。许多南开的学子们或许未曾意识到，他们走过的这片土地，正是他们敬爱的老校长的安息之所。
二十年前，高考志愿填报季节，南开大学无疑是许多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首选之地。当时南开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及优美的校园环境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中位居领先地位。
至今，南开大学仍然保持着对学生和家长的独特吸引力，这因为其教育质量，还因为它塑造了众多杰出人才和一位坚韧不拔、道德高尚的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去世多年后，曾在南开中学教授语文的著名作家老舍与南开校友、著名剧作家曹禺在美国合作创作了一首诗，赞颂南开和张校长的贡献：“了解中国的人，必然知晓南开。这不是夸张，也非虚言，事实上，谁不知道南开有张校长呢？”
在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一句“少年强则中国强”，源自张伯苓一世的执着和努力。尽管他生前曾遭误解、被边缘化，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无怨无悔。
他的导师严复曾教导他“适者生存”的原理，张伯苓深以为然。他深知，中国的未来在于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一代。正是这种信念，驱使他全力以赴地推动中国的教育，文化和体育事业，希望通过这些努力重振古老的华夏文明。
周恩来（前排左一）在南开中学课堂上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在体育领域的贡献同样不容小觑。他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是他不懈的努力和倡议，使得中国运动员自1932年起首次亮相奥运会的舞台。
张伯苓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的称号，这一称号是他通过一生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理念所赢得的。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岁月中，能够始终坚守初心、不偏离道路的人实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