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学校假期带儿子到中国两周，由于他们时常听我们聊经济话题，便好奇的问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

引发通话膨胀的因素很多，对于我这二周内到过的几个城市而言，用会计师的视角我觉得是以下（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第一：战争引发了石油和物流的成本上升，加上战争和疫情造成的恐慌，让国家和企业都开始储备，而造成的库存成本增加；

第二：中美分裂和供应链的重建，造成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成本增加；

第三：以往，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时期，货币超发被全球化市场消化了，现在则相对凸显了；

第四：对于新加坡而言，太多外来人口涌入，让年轻人选择了自主就业，比如房屋经纪、保险经纪、互联网开店、网络服务等，以及政府增加消费税、房产税等，造成企业的人工以及运营成本增加；

第五：美联储利息上涨带来的房贷款成本，以及涌入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租房需求造成房租的成本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基本生活费用的确非常高，但这部分通货膨胀被低廉的政府组屋冲减了。

另外，新加坡生活的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比如下班和周末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职场竞争环境相对公平，阶层跨越相对容易，政府对企业几乎没有干预。在家庭而言，孩子上学有双语教育，学校能有良好的教育体制，以及比较多的课外活动锻炼身体，培养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

上面我解释了新加坡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我分析一下广州的消费。

我五月刚到广州的时候，听说中国各地“五一”假期的人流增加了三倍，而消费只有以往的一半，那么中国是不是进入了低欲望时代？比如年轻人不消费不结婚不生孩子？

（作者在广州）

在我看来，低欲望的确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互联网购物又快又便宜的确让大家没必要在实体消费了，线下实体店更多是展示而商场则以餐饮为主。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广州的收入其实逼近了新加坡，但是工作节奏实在太卷了。公务员开玩笑说，他们每天早出早归（凌晨回家同时凌晨起床），节奏的确让我大跌眼镜，而周末各种论坛和会议以及调研等等，似乎没有任何违和也没有任何人质疑周末的工作安排。与此同时，广州的房价的确让年轻人也高攀不起，无奈之下啃老变得天经地义。

相比，新加坡主要用英文授课教育相对西化，学校保留了华语和华人传统，年轻人即有西方的独立又保留了东方的传统文化，买政府组屋房更是毫不费力。同时新加坡不养闲人，老人没有什么福利，因此新加坡也没有啃老文化。

疫情期间，父母与我在新加坡同住，我有三年多没有到过长沙，这次到长沙也是短暂停留两天，因此可能观察不一定准确。

（作者在长沙）

长沙是一个网红城市，五一广场的彻夜不眠和各处打卡景点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长沙的物价被控制得非常好，造成通货膨胀在长沙好像不存在，一方面房屋限购限卖让房价不涨，另一方面长沙消费和推广的都是本地生产的食物，比如小龙虾、臭豆腐、糍粑，因此让年轻人的消费并不吃力。

但是，也因为这种自产自销和控制房价的幸福模式，让长沙很难接受外地人，思想也相对封闭；比如广州的年轻人多想要留学。想要在国外发展，而长沙的年轻人并不想出国；广州的年轻人不想考公务员不想被约束太多，而公务员则是长沙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总结：

新加坡：由于新加坡完全没有腹地，内需市场完全依赖进口，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但是对于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而言，低廉的政府组屋住房和开放的环境消化了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

广州：由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和完整的供应链以及自成一体的金融系统，让广州的物价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太大的冲击，但是较开放的经济体和高昂的房价让广州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城市向周边延伸，让年轻人在主城区以外生活置业和工作从而打造大湾区共同经济体。

长沙：自产自销的消费模式和牢牢控制的房价，让长沙没有受到太多通货膨胀的冲击，加上政府用心打造的“休闲和娱乐之都”，让长沙幸福指数很高。而新加坡能保持高增长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时刻保持的危机意识，长沙的这种幸福模式可能会让这里的收入不太高。如果年轻人家里没有商业板块可以继承，低欲望的幸福感在互联网带来的快节奏高焦虑的时代很难持续。因此，我还是认为年轻人应该选择广州这种经济活跃的地区发展，因为休闲和娱乐似乎更适合经济发达且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毕竟人家还有家底可以消耗。

作者：刘朝霞（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会计师，新加坡执业审计师，杰鹏国际JPI执行董事）

杰鹏国际JPI拥有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SCA）培训资质（ATO), 国际洲际会计师律师协会(IGAL)新加坡唯一授权单位，商业注册局(Acra)执业审计师资质(PA)，授权公司秘书资质，华侨银行尊贵伙伴 (OCBC), 通商中国受邀会员(Busines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