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中，北方的瓦剌，表面请和，实则暗藏杀机，大军随时可能南下；南方的蛮夷也趁机叛乱，搅得局势动荡不安。

内外交困之下，明朝摇摇欲坠。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他一介文人，却肩扛救国重任，于困境中谋求出路。

可众人不禁要问，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于谦究竟有何妙招？

——【·以政领战·】——

明正统初年，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实力日益强盛。

与此同时，明朝宦官当权，北方防务日益空虚。也先以明廷刁难贡使和悔婚为由，兵分四路进攻中原。

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谗言，欲披挂亲征。因王振胡乱指挥，明朝大军折戟于土木堡地区，英宗被俘，50万大军精锐毁于一旦。

瓦剌军随即图谋大举进犯北京，朝野惊乱。不同于常人的慌不择路，于谦主张坚守京师，并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察觉到朝政不稳、民心动荡、臣心不一等致命问题。

为此，于谦以“尽快稳定局势、坚定作战决心”为出发点，做出了三大战略性决策，为明朝迅速完成作战的意见统一迈出了关键一步。

（一）确定战守，“社稷”为本

在瓦剌大军一路斩关夺隘的情况下，京师顿时陷入一片慌乱，朝中大臣在关于是否迁都南京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论。

明朝自迁都北京至此不过二十余年，有不少朝廷大臣都来自南方沿海一带，自然打起了退堂鼓。

此外，因建都时间较短，城防、战备、储粮等方面均不完备，不少文官武将都对固守北京失去信心，主张迁都南逃。

侍讲徐珵就公开鼓吹“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无能为矣，莫若请幸南京”。一时间，人心动摇，建议南迁之言不绝于耳。

于谦力排众议：“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判断，南迁将使大明失去民心和天下大势，八十余年基业将毁于一旦，并奏言：“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

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大臣的支持，最终，促使皇太后和监政的朱祁钰定下坚守北京的作战决心。

（二）拥立新君，统“心”为要

英宗被俘，朝廷群龙无首，监政的朱祁钰遇事不决，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大明政令不通，各地勤王部队相互观望，保卫京师的实际准备和部署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另一方面，瓦剌挟明英宗以令诸侯，大肆实施政治讹诈，对前线防御部队和后续的主力决战都将带来不利影响。

于谦敏锐察觉到这一政治危机，为巩固一致抗战的决心，谏言皇太后立朱祁钰为王。朱祁钰本有顾虑，但于谦上前正告：“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最终朱祁钰临危受命监国并登基，改元景泰元年，从而稳定了中央皇权，维持了朝廷纲纪。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秩序，也使瓦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企图化为泡影，使抗击瓦剌的胜利有了政治的保证。

（三）惩谗推贤，以“能”为先

英宗在位时，宦官当权，朝廷上下抱怨许久，“土木之变”的辱国之耻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满情绪。

但出于怕被宦官党羽报复的顾虑，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使一致抗击瓦剌的决心有所动摇。

为稳定内部，凝聚士气，于谦协助朱祁钰采取果断措施，处死王振党羽马顺、毛贵和王长随等人，推举贤能，挑选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勇将担任要职。

在于谦的建议下，将领调整约60人次，石亨、韩青等因“土木之败”而含冤入狱的将领被予以特赦，范广、武兴等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被委以重任，指挥京城的神机营、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

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文臣武将的爱国热情，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奠定了上下一心的基础。

——【·以民为本·】——

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军事指挥家无不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考验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了民众的参与和贡献，往往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

于谦的作战指挥思想中蕴含了深厚的民本思想，坚持战争为了民众、考虑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

（一）心系民众，为民力战

瓦剌来势汹汹，三路大军直奔北京，北京城内外及周边地区南迁队伍浩浩荡荡，民意涌动。

朝廷就如何防卫北京产生了两种意见，王通主张挑筑城外沟壕，以沟壕拒守，京师总兵官石亨则主张“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使其久战而退。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些策略稳重保守，是最没有风险的。

但于谦主张主动出击，于城外迎击敌军。除却振奋士气、挫敌锐气的考量外，于谦认为主动出击更能将瓦剌军力牢牢钉死在北京城周围。

倘若明军依城固守，瓦剌军团在难以取得实际战果的情况下，必然会转向侵扰广大地方县镇，将给民众带来严重灾难。

另外，为了保护周边百姓免遭其戮，于谦下令北京城外居民迁入城内，甚至为没有钱财和住所的百姓提供住处和粮食。

这一系列的举措，自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赞誉，坚定了军民抗击的决心。

（二）发动民众，紧前部署战争准备

战前北京城内精锐丧尽，军资器械也十不存一，粮食更是所剩无几。为做好战前准备，于谦发动民众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准备。

为补充兵员，于谦“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令其悉隶神机等营，操练听用”。

同时派遣官员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招募壮士，在短时间内筹集出22万人，使明军在人数上已占据优势。

为补充粮食，于谦命令从通州粮仓调出数百万石粮米，并动员附近老百姓自备牛马车辆参与运粮，承诺运粮者皆给予一定的“脚值”费用。

在修筑城防工事上，于谦统一指挥城内的木工、瓦匠、石匠，准备了大量砖石、木材等防御物资，并加固北京周边45里的城墙及京城9门的城墙，以至于“凡为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长五千一百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城防能力。

（三）依“民”察情，用“民”辅战

于谦不仅发动民众投入战争的部署准备阶段，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实际战斗。

在西直门防守战中，明都督孙镗部退居城下之际，城中百姓及时予以援助，帮助守卫城门。

在土城一役中，城中老百姓有刀枪者直接参与战斗，无刀枪者登上屋顶“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帮助明军击退敌军，极大威慑了敌人。

瓦剌军被明军击败后，于谦还传檄周围的州县和山西、河北等地民众，视情况自主组织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革新体制·】——

重视军队建设，着力军队建设，是古今中外治军之精要。大凡能征善战的军事家，都在军队建设上下大功夫，下大力气，做大文章。

“土木堡之变”使明军在军队建设的不足暴露无遗，于谦着重从军队法制建设和军队组织编制入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明军的作战能力。

（一）科法严峻，军纪严明

中国历代军事家都深谙“刑起于兵，师出有律”这一治军思想，要实现依法治军，必须首先在制度上有法可依。

面对“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的现实局面，于谦深知明军此时稍有颓势便一溃千里，故制定了一系列军纪法规。

在京师保卫战中，于谦采取了“出城迎战”的策略，这种主动出击的“奇招”更需要明军严格执行军令、作战勇猛。

为避免作战过程中将士贪生怕死，于谦制定了严格细致的惩罚措施。

一是建立军纪检察官员，在每列行伍中设置“公正掌令官”以监督核查军纪执行情况，并赋予“许掌令官即斩其首，别选头目”的执行权力，以确保将士“死生相顾，临阵务在，有进无退，有勇无怯”。

二是对军事指挥员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总兵官“申令不明不严”的渎职行为，施以“致十队退怯者，罚俸一年；至三十队者，降职二等；至五十队以上者，罢其职；全军退怯者，斩头目军士；但降敌者，全家斩首籍”等不同程度的严厉惩罚；对军士头目执行“不勇不进，致军士失陷十人者，斩首示众；失陷至二十人者，斩首不与承袭；失陷三十人以上至全队者，斩首籍，没其家”。

严厉的惩罚措施为军队纪律设置了红线，使将士对军纪保持敬畏。但于谦也认为“被动地作战”还远远不够，需要激起将士建功立业的激情，故建立了一套对应的奖励措施。

于谦将立功表现分为不同的层级，对“有奇功者”赏以“升职三级，赏银二十两”；对“头功者”赏以“升职二级，赏银十两”；对“常功者”赏以“升职一级，赏银五两”。另外，于谦还建立了一套容错制度，对于造成重大损失的将士准许“若有能立奇功，可赎前罪”。

这种赏罚分明、弹性容错的法制建设激发了明军极大的战斗激情。

（二）设立团营，改革组织编制

组织编制的优劣，对于军队战斗力生成和作战效能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京城守备和提高部队训练水平，曾建立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三大营，并依此三次北伐，战出了赫赫威名。

但经过几十年变迁，原三大营逐渐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渗透范围，战斗力大打折扣。

为改变这种局面，于谦向明代宗上《兵部为备边御寇书》，提出了“京兵分隶五军、神机、三千诸营，虽各有总兵，不相统一，请择精锐十五万，分十营团操”的建议。

于谦认为通过挑选京营中的青年才俊和精兵强将，并将原有的三大营分为十团营，每团营一万人，这样便可改变之前体制臃肿、战斗力低下的局面，使十团营相互竞争。

于谦的作战思想，是在继承前人作战理论和指挥艺术的基础上，结合特殊的时代背景，总结自身作战实践经历而形成的。

它不仅在当时为改变危局，稳固边防，拯救内忧外患的明朝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思想。

其积极防御、善用诡道等作战指挥谋略，以及善于发动群众、重视军队建设的作战原则和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们当今研究现代化战争，也能从中汲取智慧，得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