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从春季禁渔到常年禁渔，长江的处境一直深受关注，禁渔的效果逐渐显现。

禁渔不到3年，人们就能在江边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野生鱼群。这不，最近四川泸州就出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当地居民在岸边投喂红嘴鸥时，水面之下出现了众多前来抢食的野生鱼，鱼群自由游弋，欢快异常。

当地居民笑称，这是要把野生鱼养成观赏鱼的节奏。也有人表示，这才禁渔3年不到，难以想象7年以后的鱼群会是什么样！上有聚集的红嘴鸥，下有热闹的野生鱼，此情此景恰好对应了“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生态美景令人惊叹。然而，这样的场景在禁渔之前却很少出现。

因为在禁渔的前两年，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就对长江的鱼类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地点还选在了历史资源较为丰富的中游河段，但结果却不尽人意。2018年5~6月和9~10月，宜昌、石首、洪湖、武汉和湖口五个江段的资源采样调查表明：长江中游的鱼类资源已经濒临枯竭。

根据模型估算，长江中游五个江段的鱼类资源总数不到1200万尾，总重量不到4500吨，鱼类资源的储量几乎可用“暗淡”二字来形容。和“新安江鱼库”千岛湖相比，长江中游的存鱼量“微乎其微”，千岛湖每年放流的鱼苗就有1000万尾，资源蕴藏量更是高达15万吨，差距一目了然！

千岛湖

长江中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鱼？最新的一项调查研究给出的结果是：总数量为8.86亿尾，总重量约为12.48万吨。而在历史上，长江曾被誉为中国淡水渔业的摇篮，野生鱼的捕捞量曾占全国捕捞总量的63%~64%，是国内最大的淡水鱼基地。长江12.48万吨的鱼类总储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7.36%，60年代的30.9%，生产能力已退居二线。

研究表明，长江的渔业资源由盛转衰，野生鱼群并非渔民所认为的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酷渔滥捕、污水排放、水利工程兴建加剧了资源的流失速度。如果再不及时禁渔保护，长江渔民就将陷入竭泽而渔的困局。

保护长江，调查先行。在长江的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我国共展开过两次大规模调查。第一次是在1973~1975年，由长江沿线的六省一市负责，调查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摸清鱼的种类、数量，更重要的是掌握鱼群的习性、分布规律，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70年代是长江渔业的兴盛时期，以鲟鱼、刀鱼、鲥鱼、鳗鱼为代表的经济鱼种在渔获中占有重要比重，刀鱼、鲥鱼作为“长江三鲜”中的名鱼更是备受关注。沿江省市依据鱼汛、渔具渔法组建成了专业的捕捞队，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江西等江段均是主要渔场。

每年4~9月，长江渔民闻“汛”而动，出动的渔船多达数千艘。其中，刀鱼渔获量在1973年达到370万公斤的巅峰成绩，鲥鱼的产量在1974年达到150万公斤，同样创下了“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战绩。令人遗憾的是，70年代的调查并没有充分揭示出长江刀鱼、鲥鱼的资源危机，“三无船舶”日益盛行，非法捕捞日益猖獗，长江的鱼群也日益疲弊。

时隔40多年，我国于2017~2021年再次对长江全流域进行了资源调查，这次调查的目标明显转变，以资源保护为主，但是从种类和数量来看，结果都不容乐观。

据资料记载，长江的历史鱼种多达443种，大型鱼有长江白鲟（可达7米），中华鲟（可达5米），中型鱼有青草鲢鳙、胭脂鱼、鳤、鯮、大口鲇，小型鱼有黄颡鱼、鳊、鲫、鳅鮀等，一条江串联了中国淡水鱼的基因库。但最新的调查只采集到了323种，降幅高达27%，消失的物种包括鲥、鯮、白鲟、昆明鲇、中臀拟鲿等等，这意味着遗传资源存在缺失。

最后的白鲟

中华鲟放流现场

两次调查的目的、结果大相径庭，对比反映出了长江生物资源的危机。正因如此，十年禁渔才显得分外重要，人们也更懂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逐渐成为共识。禁渔以来，生态恢复的迹象并非偶然的个例，不仅发生在四川泸州，还发生在江苏镇江、安徽滁州、湖北宜昌、重庆万州等地，各地野生鱼群聚群出现，在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和手机视频中清晰可见。

湖北省还在全国率先试点了生态捕捞工作，鲁湖、武湖、野猪湖等五个湖库均处于禁渔范围内，但湖鱼的数量超出了实际承载量，出现了“鱼满为患”的情况，这是禁渔初期所始料未及的。在生态学中，鱼类过度繁殖、储量超额都容易导致生态环境失衡，湖泊的初级生产力将无法满足鱼类的生长需求，最终的结果就是走向崩溃。

生态捕捞不同于“大小通吃”、“绝户式”的捕捞，而是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兼顾生态和经济：只捕放养的经济鱼类，不捕受保护的土著鱼种；网目尺寸不低于8cm，4斤以上的大鱼方能起捕。捕捞结束后，渔场人员还会补充一定的增殖品种、规格和数量，优化鱼类的群落结构。

湖北省的生态捕捞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但范围限于保护区中的湖泊和水库，比如：湖北大冶市已确定在2022年12月实施生态捕捞，作业区域仅限于红星湖、尹家湖。那么问题来了，7年之后，长江的野生鱼是否也会繁殖过度、“鱼满为患”呢？

首先，禁渔十年看似久远，但野生鱼繁殖的代数却很有限，不会出现无限增殖的情况。比如：四大家鱼在10年内只能繁殖2~3代，种群增长曲线并非“J”型；中华鲟等大型鱼初次性成熟的年龄为9~14龄，10年内最多只能繁殖1代，后代种群的增量有限。

再看繁殖规模，长江的亲鱼资源较上世纪50~80年代大幅衰减，恢复亲鱼的繁殖规模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以四大家鱼为例：在60年代，从重庆到江西彭泽共分布有36个大型产卵场，产卵规模高达1000~1300亿粒。2000年以来，产卵规模急剧锐减，2007年的卵苗发生量降至1亿尾以下，2022年逐渐恢复到了20亿尾，但整体仍处于衰退状态。

其次，长江的自然环境复杂多变，水质污染、江湖阻隔仍影响着亲鱼的繁殖、幼鱼的生长。受气候因素影响，鄱阳湖今年提前进入枯水期，大量野生鱼群搁浅在“鱼坑”中，10公斤以上的大鱼不在少数。过早退水给成年的亲鱼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也提醒我们，长江的水文环境不同于实验室环境，“水下精灵”时刻都面临着挑战，这将关乎十年禁渔的最终成效。

最后，长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河流之一，复杂的食物链、食物网构成了健全的营养结构，各类鱼种此消彼长，相互制约，捕食关系有效控制了鱼类的总数。所以，长江不会因为禁渔就出现“鱼满为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