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要被合并了！”2023年春节前，山东76岁的村民邵连河得知一则重磅消息：自己的村庄将与5个相邻村庄“合村并镇”，成立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心村。

对于不少乡村来说，合并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央部署的合村并镇政策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10合1、50合1的“大合并”模式广受关注，成为农村发展新趋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邵长林提交了《关于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其中建议“统筹村庄规划，推动‘多村一社区’和‘多村一乡’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多村并居’”。

多村并居是什么？为何备受关注？又该如何走好下一步？

多村并居

“多村一社区”或“多村一乡”，顾名思义，即多个村庄合并为一个社区或乡镇。自2021年起，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之一，多村并居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多村一社区”建设指南》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需建成约10万个以上“多村一社区”示范片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东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多村并居’提升乡村振兴整体水平的议案”。该议案建议，以县级为单元编制村庄分类布局规划，推动村庄合理调整、布局优化；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编制乡镇(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对现有村庄进行分析研判，按照“不拆旧建新、不大规模迁建”的原则，因地制宜编制多村并居方案。

“多村一社区”为何备受关注？在邵长林看来，当前我国乡村人口流失严重，“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他提到，目前农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为18.7%,每个村庄平均人口数从5年前的400人降至如今的200人左右。

但与此同时，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仍在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乡村人口达5.4亿人，占总人口的36.4%。

邵长林认为，多村并居有助于解决乡村人口流失、老龄化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他以自己所在的山东省为例，该省现有行政村近4万个，农户1.4亿户，人口总量和农业产值均居全国前列。但同时，该省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人员超过2000万人，不仅造成人员流失、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突出，还给村庄管理带来挑战。

“多村一社区”为何能成为破解之策？邵长林解释，多村并居能有效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成本，有利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利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在他看来，多村并居还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农民增收。

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桂梅补充道，“多村一社区”能够有效改善乡村面貌。她提到，一些地方推行多村并居后，原本破败的街道焕然一新，既美化了环境，也提高了生活质量。

“多村一社区”为何这么火？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剑锋用“五个更”来解释这一现象——多村并居让乡村居住更舒适、更便捷、更和谐、更健康、更美丽。

“比如，将几个相邻的村庄合并成一个社区后，可以统一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减轻分散建设带来的重复投入。”徐剑锋对记者表示。

合村并镇的“十合一”模式

多村并居的探索没有停步。在各地实践中，10合1、50合1的“大合并”模式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所谓“十合一”，即将10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较大的行政村。而在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10个行政村更是在2023年被合并为一个全县最大的行政村——新兴镇田心村。

新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健对记者介绍说，田心村辖2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9700人。2023年春节前，田心村正式成立村民委员会。“从春节后开始，村民们陆续到村委会办理新户口本、医保等事务。”梁健说。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多村并居都要达到10合1的规模。浙江台州市仙居县的白塔镇田市村，在2022年底完成了50个行政村、5万多人的“多村一乡”改革。“当时全乡有50个行政村，有的只有几户人家，有的甚至只剩老人。”田市村党支部书记陈迪棣说。

陈迪棣告诉记者，目前田市村已实现集中供水供电，所有村都享有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大家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待遇”。

但多村并居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广东江门，新会区元朗镇三溪村原党支部书记黄国胜回忆说，当初为推动村庄合并，他们曾遭遇诸多困难。“有的村民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集中居住。”黄国胜说，为此，村里不断加强宣传教育，邀请专家、乡贤开宗明义表示支持多村并居的利好。

如何确保多村并居后的运行管理能取得成效，也是需要直面的挑战。邵长林认为，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形成一套符合当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机制。

如何迈过这道坎？

多村并居的探索还在继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四川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中伯提出，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村庄合并工作机制，同时加强对村民的沟通引导。他还提出，应注重做好宣传动员、风险研判等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多村并居。

“多村一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真正走入千家万户还有一段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村并居已是大势所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开展多村并居试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也提出，要总结推广部分省份支持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制定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措施。

各地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例如，北京市强调要严格落实多村一社区设置要求，严禁借机进行土地流转、房地产开发。浙江省提出，到2027年，要累计建成10万个以上“多村一社区”示范片区。

“多村一社区”建设还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徐剑锋看来，首先是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挑战。他指出，目前涉及多村并居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亟待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徐剑锋认为，应关注多村并居中的资产评估、债务分配等问题。他举例称，当几个村庄合并后，如果某个村庄的负债比其他村庄高，那么这个村庄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债务。而在现实中，不同村庄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存在差距，这将使得资产评估和债务分配变得更加复杂。

徐剑锋还提到了多村并居中的社会管理问题。他表示，应关注村庄合并后的社会管理问题，如“两委”班子的选举等。他认为，新的管理机构能否得到群众认可、是否有良好的治理能力，也是影响多村并居成功的关键因素。

邵长林则认为，应更多倾听基层的声音。他建议，合并村庄时，要充分听取村民意见，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此外，他还强调要保护农民利益，避免土地征收补偿不合理等问题。

如何确保多村并居之后，乡村能迎来产业升级、生态改善、集体增收的可持续发展新局面？在邵长林看来，这需要在规划、政策等各方面下足功夫。他举例称，合并后的村庄如果打算发展现代农业，最好能依托大型农业企业或农产品加工基地。此外，他还提到要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如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枢纽，推动商贸物流等产业发展。

“多村一社区”建设仍在探索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村并居将为乡村发展带来新机遇。正如邵长林所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走好下一步，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