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对“汉尼拔指令”的调查报告，将这项反人类的、被称为“全球最具争议的军事条例”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报告证实，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期间，以军不仅启动了代号“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定点清除行动，更同步执行了针对边境地带的“汉尼拔指令”，即对加沙边境任何移动目标实施无差别攻击。

这场造成1200名以色列平民死亡、253人被劫持的惨剧，正因以军自身的作战决策陷入更深层的伦理与法律争议漩涡。

当日上午10:30，以色列空军同时启动了两项行动：对加沙纵深哈马斯指挥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精确打击，以及对边境3公里范围的“汉尼拔指令”无差别清场。

根据调查报告，袭击发生当天空军在行动优先级上出现重大误判，本应用于边境防御的62架次战机中，有42架次被调往加沙腹地实施斩首行动。

这种资源分配直接导致防御真空，当哈马斯突破边境时，以军南部空军基地仅有1架无人机执勤。

尽管总参谋长赫尔齐·哈列维在袭击前两小时下令增派战机，但基层指挥官认为“无需紧急处理”，导致关键战机迟到90分钟。此时，哈马斯主力已带着人质撤回加沙，留下的只有燃烧的村庄和来不及撤离的平民。

报告指出，以军飞行员在执行“汉尼拔指令”时面临着道德困境。报告显示，多名飞行员因担心误伤人质而拒绝开火，这与地面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在基布兹Miflasim村，以军坦克部队曾炮击藏有12名人质的建筑，最终仅3人生还。这种差异暴露出该指令在具体执行中的混乱：当指令对象从军人扩展至平民，传统作战伦理已彻底崩塌。

“汉尼拔指令”，这项诞生于1986年的军事条例，其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争议的编年史。

时任军情局长雅科夫·阿米德罗少将承认，指令的制定源于以色列在战俘交换中付出的惨痛代价。1985年“吉卜利尔协议”中，以色列用115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3名士兵，其中获释者包括后来策划第一次大起义的抵抗军首领。

根据解密文件，“汉尼拔指令”的初版包含三大核心：①设立安全检查站封锁道路；②破坏桥梁等基础设施；③对挟持者实施火力覆盖。

尽管阿米德罗坚称指令“允许冒生命危险而非直接击杀”，但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汉尼拔指令”颁发之前已有以色列士兵接到“向载有己方人员的车辆开火”的命令。

这种为阻止绑架不惜代价的逻辑，在2014年"黑色星期五"事件中达到顶峰。

2014年8月1日，哈马斯在拉法口岸绑架以军军官哈达尔·戈丁后，时任旅长奥弗·温特立即启动汉尼拔指令。

在随后72小时内，以军向居民区投掷2000枚炮弹与炸弹，造成至少135名本国平民死亡（据联合国数据），整个拉法东部沦为废墟。

尽管行动未能救回戈丁（其遗体至今被哈马斯扣押），指挥官却公开辩护：“当有人绑架士兵时，所有手段都是正当的。”

这种“焦土战术”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大赦国际报告指出，以军在明知存在大量平民的情况下，仍使用155毫米榴弹炮对居民区实施地毯式轰炸。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16年时任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宣布废除该指令，称“新版条例严禁伤害被俘人员”。但10月7日的现实证明，这项“废除”只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

调查报告揭示，10月7日以军的军事失败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恶果。

当天，哈马斯通过以色列SIM卡绕过监控，而南部司令部对袭击的多点同步性完全“失明”。

与此同时，以军战机配备的重型炸弹无法在敌我混杂区域使用，新型机枪改装尚未完成。而且半数战机被调往北部防备真主党，关键基础设施防卫进一步削弱防御力量。

袭击发生时，95%的空军指挥官在休假，留下的军官对实时态势缺乏认知。

在这种混乱中，“汉尼拔指令”成为以军最后防线。报告披露，以色列南部指挥部下达了“不惜任何手段阻止劫持”的命令，导致发生多起友军误击事件。被解救的人质向以色列媒体《Ynet》作证，以军直升机曾扫射转移人质的车队，造成多名人质死亡。

“认为士兵死亡优于被俘，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魔鬼的发明。”以色列国防军道德准则制定者阿萨·卡谢尔教授在接受ABC采访时直言。

他的批评直指指令的核心悖论，为阻止更多人成为谈判筹码，以色列现行政策正在制造更多尸体。

这种伦理困境在以军基层尤为尖锐。第669救援部队士兵向以色列媒体《国土报》透露：“我们接到两个矛盾命令：全力营救平民，同时向任何移动目标开火。”这种精神分裂式的作战环境，导致至少157名平民因空军干预获救，但也造成难以统计的误伤。

更危险的信号是政策适用范围的悄然扩大。以往仅针对军人的指令，如今扩展到平民人质。卡谢尔强调：“对平民实施汉尼拔指令完全超越民主国家底线，这不再是自卫，而是集体屠杀。”

随着调查报告公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要求对10月7日事件启动独立调查。

法律专家指出，汉尼拔指令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三大原则：

1. 区分原则：无差别攻击违反战斗人员与平民区分义务

2. 比例原则：使用过度武力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

3. 预防原则：未采取最低限度的伤害预防措施

面对压力，以军宣布将南部战区应急战机数量增加一倍，并为部分战机加装精确机枪。

但正如英国《卫报》评论时所指出的：“当军队将阻止绑架置于保护生命之上时，任何技术改良都无法掩盖制度性的人权危机。”

从1986到2023，汉尼拔指令的演变史，折射出以色列安全困境的残酷辩证法。

当“绝不妥协”的安全观走向极端化，当军事机器的齿轮开始碾压基本人性，那些本应被守护的生命，反而成为战略计算的代价。

10月7日的惨剧警示世人，在安全与伦理的天平上，任何绝对化的选择终将反噬其缔造者。

正如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所言：“当我们学会把敌人的眼泪也视为眼泪时，真正的安全才会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