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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词比较火，南官北调。

有人盘了盘，今年至少已经有10名来南方经济大省的官员，密集调任东北。

其实这种官员变动机制自十八大之后就已经成为常态，比较代表的是黑龙江，书记是江苏人，省长是湖北人。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很多北方省份的领导班子构成，拥有南方省份工作经历的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山西的书记来自上海，河南的书记来自浙江，山东书记来自福建，河北书记同样长期在南方工作。

这种变化在去年9月进一步加速。

去年9月，高层在黑龙江哈尔滨调研，紧接着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考察中特别强调，要加强东北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任职挂职和双向交流，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专业化素质。

一个月后，原苏州市委书记北上吉林，南官北调又一次迎来实质性动作。

官员密集南升北调的背后是正在逐步拉大的南北差距，我国的经济重心正在进一步南移。

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过去，区域发展最不平衡的地区是东西之间，如今南北差距正在超越东西差距成为大国崛起路上的主要矛盾。

北方人口比西部更多，承担的战略任务也更为艰巨，因而缩小南北差距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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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南北经济规模占比的差距。

在本世纪头十年，北方地区的颓势还没有这么明显，经济规模在大盘中的占比还曾出现过较快上升的高光时刻，一度接近50%。

可这种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2013到2023年，北方地区GDP占比由42.6%降低至35.1%。

作为对照，南方地区GDP占比则由57.4%提升至64.9%，几乎是北方的两倍。

当南北方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区域人口总数相对恒定，就导致南北人均GDP差距同步拉大，这也让南北方群众的个体经济体感截然不同。

南北差距拉大的另一个指标是头部城市数量的分化。

过去十年间，GDP前10强城市榜单中，北方地区由京津双城记变成仅有北京一棵独苗。

过去十年间，GDP前20强城市榜单中，北方地区由7个减少到5个。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到四十年维度，当时南北方在前20强城市榜单中各自占据10席，不过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在后来的经济竞赛中都落于下风了，像大庆、鞍山早已泯然众人。

更直观的差距还体现在万亿城市的经济规模量级上。

目前，我国内地有26个GDP过万亿城市，其中有19个在南方，而北方仅有7个，分别是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以及刚上位的烟台。

这些城市共同挑起了大国的脊梁。

但很遗憾，很多北方地区还有很多省份没有万亿城市，像东北三省、河北、山西等地。

具体到南北城市的横向对比上，南方排名第四的重庆和北方第四城郑州的差距最大，重庆的GDP达到了30146亿元，是郑州的2.21倍。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就已经很惨淡了，北方拥有比南方面积更大的土地，但在经济发展层面完全被南方压制。

南方有上海、深圳两大世界级塔尖城市，有广州、杭州、苏州等一帮干将，有长江三角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超级引擎。

反观北方，能够出场一战的只有北京这个政治中心。

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南北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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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为何越拉越大？这不是今天才面临的新问题。

南北方的天然分界是秦岭—淮河线，以此为界，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魏晋以来已经持续千年之久，南升北降的趋势从未更改。

早在宋朝时期，南方就彻底完成了对北方的超越。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北方人智商掉线了，主要还是北方在农业文明时期深受游牧民族袭扰之苦，好不容易攒下的经济基础经常会因战乱遭到重新洗牌。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彼时全球商路正在由陆路向海路发生转变。

这一过程中，南方因为有更安全的发展环境，有河湖密集的水利交通网络，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更容易开展大规模商贸活动，因此逐渐占领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高地。

时间来到建国前三十年，可能是近千年来南北差距最小的时期之一。

当时，我国以苏联为师，走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好承接苏联外资援助，主要工业区大部分都放在了北方，尤其是东北大区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实力。

相比之下，当时的东南沿海因为没有政策支持并且民营经济和对外交往受到抑制，整体发展比较一般。

因此，建国前三十年的南北差距打破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潮流，成为史上最均衡的一段时期。

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平衡有着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基于特殊的战略选择，同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相悖，注定无法长期持续。

改开之后，我国经济开始迎来腾飞，最核心的密码就是融入到全球市场分工。

在海权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谁更接近优良海港谁就更容易获得最高级的贸易效率，也会更容易赢得资本的青睐。

所以，改革初期的对外开放主力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给予最优惠的政策促使它们更容易承接外资和产业转移。

在这种地缘格局下，东南沿海率先实现富裕，并且以点带面带动了南方一众城市群的发展，从而实现南北整体经济实力的极大跃升。

而这一时期的北方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被边缘化，在产业升级的转型打法上更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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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北方经济持续落后还在于市场化程度的落后。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句俗语，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句戏谑直言背后折射的是北方营商环境不如人意的现状。

从经济所有制结构上来看，南方地区计划经济主导时间较短，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表现出的特点就是观念开放，市场化程度高，政策上敢想敢试。

而北方地区，在历史上商业文明积累本就薄弱，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经济占比过高，很多城市属于体制型城市，表现出的特点就是行政管理思维比较浓厚，政策创新欠缺。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思维，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导致两大区域的营商环境表现出微妙的差异，甚至直接影响到人才和资本的流动。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向标是京企外迁目的地。

过去五年，北京市企业向外迁移96406次，其中主要迁出目的地是上海、天津、深圳。

源：上奇研究院

类似的，不少北方企业的步子也一路向南，更偏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比较典型的就是前几年的一汽奥迪南下杭州，以及沈飞设计研究所南下扬州。

种种原因加持，导致北方在同南方的经济竞争中渐渐越落越远。

好的信号是，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改变这种南北差距过大的局面。

南官北调是从管理人员上为北方地区带来先进地区的管理经验，一带一路是从地缘格局上将北方重新拉回到双循环的大局，基建开运河是从交通网络上补齐先天短板。

南北差距过大是历史长期演变积累的复杂难题，但并不意味北方需要被放弃。

随着全球局势的激烈演变，过往外向型贸易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形势下，去缩小南北差距，积极融入内外双循环大局，成为北方迎头赶上的救命稻草。

除此之外，还需要所有人凤凰涅槃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