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随着二审维持原判，以被告（即男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而在法律层面落下了帷幕。

二审宣判后，比较罕见的是，审判长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法治日报》记者的采访，对舆论的关注点一一做了解答。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作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此案的审判结果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早已超出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翻看网络上大家的留言评论，有人看热闹，说“订婚男性人人自危”，有人会玩梗，制作了性行为同意协议书，还有人亮明态度，“这样子谁还敢结婚”。

笔者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里不讨论判决背后的法理依据。

在这里，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剖析这个事件。

回到案情本身，先大致算个经济账。

被告与原告相亲认识，双方签订的《订婚收彩礼协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8.8万现金，二是承诺婚后一年，在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方名字。

笔者查询了相关数据，以案发的时间来计算，2023年，大同市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93元，也就是说，如果男方家庭不是大富大贵（目前看，确实不是富贵人家），这彩礼，大约需要男方家庭6个成年劳动力一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够。

除此之外，男方家庭为了结婚，之前在阳高县城购置了一套90平的房子，根据报道，购房与装修，花费了40万。

根据法院公布的有关信息，两人交往期间，男方为女方购买了一枚7.2克金戒指，按照当时的金价，费用大致在0.2万元。谈恋爱免不了吃吃喝喝，游乐购物，男方为此花费了1万元。

如此粗略算来，男方要把女方娶回家，总的花费，至少在60万以上。

就事论事的说，这是山西阳高县一个普通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花费。

这当然不代表当地所有青年讨老婆都需要花费同样的费用，但是透过这个数字，往深处想，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网友议论纷纷，也能大致分析出，为何男女双方在订婚后，闹到对簿公堂这一步。

法律规则上讲，男方违背女方意志发生性关系，理应伏法，世俗眼光去看，这结婚花费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根据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成年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200万。经常有新闻报道，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结婚难已经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而是演变成了“群体性危机”。

这些其实都给这起案件一个很好的注脚。

当代青年男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中下层青年男性，走进婚姻的世界，注定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痛苦的过程，很多人，到最后也不能得其所愿。

这个问题好解决吗？笔者认为，很不好解决，至少比让房价下降难得多。

当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几千万，当结婚成了一种买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大家都有共识，当代婚姻最后考验的是人性，而这世上，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