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出生于1891年，仅比毛主席大两岁。1917年，刚回国的胡适便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成为教授。那时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先进的思想，在社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早年，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期间，常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认为研究国内问题对国家和民族更为有益。在这个问题上，他曾向胡适请教，得到了胡适的支持，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放弃赴法留学的决定。1920年，毛泽东拜访胡适，请他协助筹办“湖南自修大学”。胡适欣然应允，不仅为大学改了名，还精心修改章程，提出具体建议和办法，充分发挥了参谋的作用。然而，随着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胡适却信仰起《淮南子》中的无为主义，劝说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从此与大家的道路渐行渐远。

解放后，胡适辗转于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尽管他与毛主席在政见上存在巨大分歧，但他并未诋毁两人早期的交往。相反，他还称赞毛泽东是白话文写得最好的学生。然而，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方面，胡适却表现得极为苛刻，充满批评。1957年，毛主席为悼念杨开慧烈士和柳直荀烈士，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一经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收获无数赞誉。但胡适却不以为然，在1959年的日记中，他称毛泽东的诗词“有点肉麻”，尤其是《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

他甚至找来众多诗词专家和大学教授，试图证明这首词不押韵，认为其火爆全国是个笑话。从传统词牌的要求来看，“蝶恋花”的确有严格的韵律要求，而毛主席的这首词在押韵上似乎不太符合。但以毛主席对古诗词的深厚了解和卓越功力，显然不是水平问题。这或许是毛主席出于情感表达的特殊考量，他在备注中明确表示“不可改”，说明他为了情感表达而不惜“破格”。从这个角度看，胡适的批评显得过于死板、机械和苛刻，明显带有个人情绪。

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受到了这些大师的重要影响。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北大时曾多次拜访胡适、周作人等名师，唯独没有见过鲁迅。这些大师对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十分看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却一直在蒋介石身边活动，1949年后更是频繁往来于美国和台湾岛。而周作人在北平沦陷时，选择留在北平，成为日本人手下的“文化汉奸”，令人费解。

实际上，一首词诞生后，必然会引发各种评价。但对毛主席而言，这首词饱含着他对昔日爱人和亲密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胡适的恶评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突发心脏病猝死。这位曾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在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掀起风云的大师，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