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六军团出身的萧克将军评价夏曦时是这样说的：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但对一个人的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对于萧克的评价，和红二军团共同成长的廖汉生将军并不认可。廖汉生晚年写回忆录，依旧无法忘怀夏曦当年给湘鄂西苏区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态度，也是当年亲历过红三军团（即后来红二军团）那次教训的老战士的一致态度。

廖汉生写道：“1984年，我到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一些红三军老战士提起当年的事情，仍涕泪失声，怨愤难平。有的同志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

和萧克强调夏曦好的一面不同，廖汉生认为：“夏曦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对革命的犯罪！”

夏曦1931年3月，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工作就受到了万涛、潘佳辰等70多人的严厉批评，这70多人都认为，近半年多以来，夏曦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

但王明支持夏曦，认为夏曦代表了正确的意见。潘佳辰被气得当场晕倒。至此，夏曦在王明的帮助下确定了他在湘鄂西苏区的领导地位。此后，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都遭到了夏曦的残酷对待。曾经一度繁荣发展的湘鄂西苏区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凋零。

最后，中央对夏曦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夏曦“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至此，夏曦才开始“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自己犯了错误。但夏曦的自我批评是不诚恳的，当时红9师26团政委汤成功问他：“你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夏曦一听就不干了，大发脾气。

一旁的贺龙见状也火了，批评夏曦说：“你既然说自己犯了错误，别人问一下有什么不可以？”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最后会议没有开下去，夏曦的错误也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认识。

这一情况一直到他们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后才得以改变。当时主持红六军团工作的，是在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任弼时同志（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会师后到红二军团了解情况，并向中央发电，提出夏曦“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

二军团的同志对任弼时同志非常拥护，都拥护他取代夏曦的错误领导，作为他们的最高政治领导人，而以贺龙为最高军事指挥员。

在联手打退敌人的进攻后，两个军团召开了永顺天主堂会议，并在这个会议上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据廖汉生回忆，当时夏曦虽然被撤销的职务，但还处在领导层。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二军团的干部本想带头批评夏曦，但看到夏曦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就有些不敢讲话了。反倒是红六军团的干部带头讲了一些话。

35年1月，两个军团在丁家溶再次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继续批评夏曦的错误。这次，红二军团的干部打破了之前的顾虑，发言批评夏曦。

廖汉生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大家想起丧失根据地，四处流动游击的苦日子，都憋了一肚子气。有的声泪俱下地诉说过去的遭遇，有的鼓起眼睛瞪着夏曦。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低，讲不出好多有分量的话来，相比之下，倒是六军团的干部讲得多一些，听起来也有些道理。我感到，还是六军团干部的政治水平比我们都高一些。”

轮到任弼时同志讲话时，他系统地分析了夏曦错误的实质、后果和根源，既有理论又有事实，既有分析又有归纳。廖汉生直到晚年都对这段发言印象深刻，说：“那些话都是我们不会讲，也讲不出来的。”

丁家溶会议上，夏曦原来的职务被正式撤销。根据中央的指示，他被调到红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丁家溶会议宣告着夏曦的错误领导彻底结束了。

据萧克回忆，丁家溶会议后，夏曦来到了红六军团工作，两人在这之后有过一段工作上的交集，而萧克对这期间的夏曦评价不错，说他在贵州的时候积极做当地开明绅士的统战工作，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的工作。后来在返回部队的途中，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而在廖汉生的回忆中，他显然不这么认为。作为当年那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廖汉生经历过、目睹过夏曦给革命带到的巨大损失，他无法和萧克这个“外来者”和“旁观者”一样，忘记他的错误，原谅他的“犯罪”。

他自然也无法认同萧克所说的：“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尽管夏曦在红六军团的工作非常积极，但在廖汉生看来，那不过是因为他被撤销了职务，从高位上跌了下来，是前倨后恭，因地制宜，并不足以说明夏曦真的改变了。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夏曦虽然在丁家溶会议做了检讨，但把责任都推给了“路线”，他心理其实依旧“感到很冤枉，很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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