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党人参的历史地理分布与文献记载

上党地区，即今山西省长治市，古属并州，战国时为韩赵魏角逐之地，秦置上党郡，汉承秦制，辖境含今长治、晋城及晋中东部。此地因“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得名，其气候冷凉、森林茂密、腐殖土丰厚，极宜人参生长。《神农本草经》将人参列为上品，言其“主补五脏，安精神”，但未明确产地；至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始详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上党者形细而坚白，味甘，紫团山所出者尤佳。”可见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上党人参已因品质上乘成为道地药材。

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潞州上党郡土贡赀、布、人参、石蜜”，潞州即隋代所改之上党郡，所辖壶关县紫团山（今壶关县东南）为核心产区，所产“紫团参”因色紫而紧实，被视为珍品。宋代《太平寰宇记》记潞州“土产人参，出紫团山”，并载“唐贞观中，壶关县人陈树诣京师，献紫团参二十枚，太宗嘉之”，可见其作为贡品的特殊性。明代《潞安府志》（潞州于明嘉靖八年升为潞安府）进一步记载：“人参出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而田矣。”

从地理范围看，上党人参集中分布于太行山脉南段的壶关、长子、潞城、平顺等地，尤以紫团山、五龙山（今长子县）为盛。这些区域在汉代属上党郡，至唐宋仍为潞州辖境，行政归属稳定，为“上党人参”作为统一产地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上党人参绝迹的历史动因考析

上党人参的绝迹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政治、经济、生态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其过程可大致分为“衰减期”（宋金至元）与“灭绝期”（明中叶以降）。

（一）过度采挖与贡赋压力：生存资源的系统性透支

上党人参作为贡物，历代需求有增无减。唐代土贡制度规定潞州每年需进贡一定数量的人参，至宋代，《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二年，潞州上党县进人参一秤”，“一秤”约合15斤，看似数量不大，但结合人参“三年一芽，五年成苗”的生长周期（《本草纲目》），野生资源更新速度远不及采挖频率。尤其到北宋中后期，宫廷用药奢靡，地方官吏为完成贡额，逼迫“参民”入山滥采，《宋史·食货志》载“诸州贡物，有非土地所宜者，悉罢之”，但人参因属“土宜”，始终未被免除。

金代占据上党后，沿用宋制，《金史·地理志》仍列“潞州贡人参”。元代虽无明确贡赋记载，但据《山西通志》，蒙古军队南下时，“上党民多以采参为业，岁无宁日”，民间采挖已呈失控状态。至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仍“命潞州贡人参”（《明太祖实录》），但此时野生人参已近枯竭，地方不得不“市他处人参以充贡”（《潞安府志》），最终导致“参园垦为农田”，人工种植亦因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

（二）生态破坏与战争创伤：生长环境的不可逆灭失

人参喜阴凉湿润，需针阔混交林或落叶阔叶林覆盖，而太行山区的森林破坏自汉代已露端倪。《汉书·地理志》载上党“地狭人稠，民以伐木为业”，三国时曹操修建宫室，“采木于太行”（《水经注》），至唐代，太行山南段“林麓渐稀”（《旧唐书·食货志》）。宋代以后，战争频发加剧了生态崩溃：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导致上党“边民多徙，山林尽伐以为砦栅”（《续资治通鉴长编》）；金末元初，蒙古军队“破潞州，焚杀殆尽，植被十不存一”（《元史·地理志》）；明代为防御蒙古，在太行山区广修边墙（长城），大量砍伐森林，“紫团山一带，昔之深林密箐，今皆童山”（《壶关县志·万历版》）。

森林消失直接导致人参失去赖以生存的“背阴湿润、腐殖土深厚”的微环境，《本草品汇精要》（明弘治）已指出“上党人参，近因采挖既多，山林空疏，甚难得也”，至万历年间，《潞安府志》更哀叹“遍剔岩薮，根株鲜获，即有一二，亦细小不堪用”。

（三）政策苛暴与民生选择：人为弃种的最后一击

除自然因素外，明代苛政成为压垮上党人参的“最后一根稻草”。据《明史·食货志》，万历年间，潞安府“人参之贡，较往昔增十倍”，地方官吏借机横征暴敛，“每贡一斤，民间需采百斤以充拣选，稍不如式，即严刑加身”（《山西通志·康熙版》）。百姓不堪其苦，竟“纵火焚山，使参根无遗”（《潞安府志》），或“垦参园为田，种谷以代贡”（《壶关县志·顺治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可见至明末，上党地区已无人主动采挖或种植人参，野生资源因失去保护而彻底灭绝。

三、《伤寒论》人参的产地考辨：从文献实证到逻辑推演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其方中“人参”是否为上党所产，需从三个维度考证：

（一）汉代人参的主流产地与流通范围

汉代药学文献中，《名医别录》（托名陶弘景，实成书于魏晋）明确记载“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但据《汉书·地理志》，辽东郡属幽州，辖今辽宁东部，在汉代属边疆地区，开发较晚，而并州上党郡自战国至汉，始终是中原政权控制的核心区域，交通便利（太行八陉连接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且农业、手工业发达，具备药材采集与流通的条件。

从出土文物看，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已有人参入药记载，但未标产地；至东汉张仲景时代，中原地区药用人参应主要依赖上党。《后汉书·冯衍传》载“衍居上党，多医药之资”，可见当地药材采集已形成产业。另据《三国志·华佗传》，曹操帐下医官用药“多取上党参”，亦印证了上党人参在汉末的主流地位。

（二）《伤寒论》用药的地域关联性

张仲景为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属荆州刺史部，看似与上党相隔较远（直线距离约300公里），但汉代“州郡贡赋”制度使优质药材得以跨区域流通。上党人参作为并州名产，通过“南阳—洛阳—上党”的官道（太行陉、白陉）可便捷运输至南阳。此外，汉代医家重视“道地药材”，《伤寒论》中桂枝、附子、阿胶等均注明产地（如“蜀椒”“阿胶”），独人参未标，恰因“上党人参”在当时已是默认的道地品种，无需特别说明，正如现代中医处方写“人参”即指吉林或朝鲜参，无需赘言产地。

（三）后世注家的共识与反证辨析

宋代以后，随着上党人参衰减，医家开始追溯《伤寒论》人参的产地。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金代）云：“人参，上党者佳，今用辽东者，力弱。”明确认为张仲景所用为上党人参。明代李中梓《伤寒括要》亦载：“汉时人参，唯上党为贵，故仲景方中人参，皆指上党者。”

有学者提出，《伤寒论》中的“人参”可能为“党参”或其他替代品，但汉代并无“党参”之名（党参首载于清代《本草从新》），且党参主产于山西五台山、甘肃等地，与上党无关。另据《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时已区分“上党人参”与“辽东人参”，前者“形细坚白”，后者“形粗虚软”，而《伤寒论》中人参多用于“补虚救逆”（如四逆加人参汤、白虎加人参汤），需药力峻猛，正合上党人参“坚白味甘，补气之力胜”的特性（《本草纲目》），辽东参（今称“辽参”或“高丽参”）在汉末尚未被广泛认知，其大规模应用始于明代以后。

四、结论：从道地药材到历史符号

上党人参的绝迹，是中国古代“资源—生态—政策”失衡的典型案例：唐宋以降的过度采挖导致野生资源枯竭，战争与垦殖破坏了其生存环境，明代苛政则彻底断绝了人工复育的可能。至明末清初，上党地区“求人参之根，虽深岩穷谷，无有也”（《山西通志·雍正版》），曾经的“紫团灵根”终成绝响。

而《伤寒论》中的人参，结合文献记载、地域流通与药学特性，可基本断定为上党所产。这一结论不仅符合汉代药材使用的实际，也解释了为何仲景方中人参的功效描述（如“补津液，益胃气”）与上党人参的药性高度契合。尽管后世因上党人参绝迹而改用辽东参、高丽参甚至党参，但东汉至明代千余年间，“上党人参”始终是中医药体系中“补气要药”的代名词，其兴衰史亦成为中国古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重要镜鉴。

今日重考上党人参的历史，不仅是对一味药材的追缅，更是对人与自然、开发与保护关系的深刻反思——当“紫团云外已无参”的诗句成为绝唱，留给我们的，是对道地药材保护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