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预言，到了20世纪末，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科技的进步足以令人们实现每周十五小时工作制。
显而易见，到了21世纪，科技发展确实很迅速，但人们却并没有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
所以，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撰稿｜勃 雯
编辑｜许 静
校对｜张 帅
被封为神作多年，又因为国内引进版的「特供处理」而再度走红的电影《搏击俱乐部》，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杰克目睹泰勒用枪指着一个便利店员，说：「反正你要死了，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店员回答：「当兽医。」
泰勒：「很好，现在滚回去。一周后我会来看你是不是真的干了兽医。如果不是，我就崩了你。我知道你住哪儿，还有你的家人住哪儿。」
店员走后，泰勒对杰克说：「他会感谢我的，明天早上的早餐他会比以往任何一餐吃得香甜。」
《搏击俱乐部》剧照，泰勒（左）是杰克（右）臆想出来的人物
这段对话的指向非常明确，导演大卫·芬奇想告诉普通的我们：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恐惧时，就会有勇气去追寻理想，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
但如果没有那支冰冷冷的手枪，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会顾虑重重、渴望安稳、畏惧风险、顾忌他人的目光……就是这些在死亡面前才可以忽略不计的纠结和犹豫，把我们绑在了日复一日的「狗屁」工作上，成为被另一把无形的枪杀死的「那个石家庄人」。
你所说的意义是什么意义？
不久前曾登顶热搜第一的话题 #月薪1万8但无意义的工作你愿意做吗#，来自一位坐标北京、自称「小外资助理」的网友提问：「月薪1.8万，但每天的工作却不过是帮老板约会议、订餐、处理快递，这样下去感觉自己就快要‘废’了。」
然而职场新人的困扰并未获得同龄人的共情，底下的评论大多却是羡慕的语气：「‘给我1万8，我能给你整出国际意义！’‘看了十遍我都觉得他是在炫耀’……」
关于「996」「007」工作制的讨论不过三年时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提出问题的人却变了。被疫情翻滚着蹂躏了800多天后，曾经高喊要「躺平抗卷」的本届年轻人似乎也没了底气，「考公上岸」「厅局风」成了新的流行话题。
即便工作毫无意义，未来也不会有任何提升，但只要眼下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定会有大把人抢着去干——这就是目前国内职场的现状。
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真的开始有意义了吗？
「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里写道，「这个体系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将近 100 年的试错中逐渐形成的。」
华尔街与狗屁工作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原本应该从机械的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但事实并非如此，科技甚至被用来搞出各种花招，逼迫人们进行更多的劳动。
让我们将视线重新回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便利店员身上。当今天，我们进入711、便利蜂的时候，会发现自助结账的操作非常简单，完全不需要店员参与交易行为。然而便利店员依然无处不在，解决顾客可能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商品无法扫码、购物袋怎么购买、怎样获得优惠等等。
便利店员的存在是否依然有必要，或许每个人的角度和观感各有不同，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暇去考虑日常遇到的这点小事，以及它背后的含义。但对于大卫·格雷伯来说，这些正是他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
大卫·格雷伯是美国人，2020年，年仅59岁的他因病去世。作为一名学者，他生前干出过不少惊天动的大事，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要数2011年参与策划组织「占领华尔街」运动。
大卫·格雷伯（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格雷伯的母亲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父亲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这对积极进取的夫妻靠自学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格雷伯在被描述为「充满激进政治」的公寓楼里长大，从16岁起就一直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2005年，在耶鲁大学任教7年的大卫·格雷伯，在即将获得终身教职的前一年，学校决定不与他续约，格雷伯怀疑这与他激进的政治主张有关。
当时，有4500多名耶鲁的同事和学生在支持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耶鲁大学被迫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带薪休假。
2011年8月2日，格雷伯帮助创立了第一届纽约市大会。这个最初只有60名参与者的集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3年春天，距离那运动结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在激进杂志《罢工！》上发表了一篇阐述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政治观点的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文章虽短，但触及了很多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杂志官网上点击量超过了百万次，一度造成网站崩溃。随后在几周内，文章被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从瑞士一路转载到澳大利亚，甚至有人将其中一些语句张贴到了伦敦地铁中。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格雷伯又做了丰富和扩充，写出了《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
为奴役而生的工作
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格雷伯在书中给出了一个令人一望而知的例子。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信息技术分包公司底下的后勤分包公司底下的人事管理分包公司的雇员。
某天，士兵A要换工位，他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抱起电脑搬去5米开外的新工位，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信息技术分包公司收到了这份表格，审阅批准之后，将表格转给后勤分包公司；
后勤分包公司批准了这次工位调整，然后向库尔特所在的人事分包公司发出请求；
于是，离营房500公里开外的库尔特，收到了派工单；
按照派工单指示，库尔特到达营房之后，先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原工位上的电脑，封进箱子，再由后勤分包公司派来的搬运工把箱子搬到新工位；
最后一步，库尔特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把电脑拿出来安好，让对接人一一签字。
本来走5米就能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需要两个专人花费6-10 小时、填大约15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才能完成的复杂流程。
这套荒谬操作就被格雷伯称作「狗屁工作」！
同时，格雷伯也认同：一份工作是否属于毫无意义，只能凭借于本人的主观感受，而无关于收入是否丰厚，看起来是否高端、有面子。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格雷伯运用学术研究方法，将「狗屁工作」分为了五种类型：帮闲、打手、补漏人、打勾人和任务大师。
格雷伯觉得这几种工作即便消失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影响。然而在现实中，这几类工作远远不会消失。
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曾写道：「我相信，这种让无用的工作永久化的本能，说到底，就是害怕群氓。他们认为这些乌合之众是如此低级的动物，如果有空闲，就会是危险的；让他们太忙而不能思考是比较安全的。」
格雷伯则更进一步，在书中直指创造「狗屁工作」就是出于政治目的。「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党关心的是创造工作，而不考虑工作的质量以及是否令人满意」「对于所有统治阶级来说，国家里拥有闲暇的人是可怕的」。
除了「国家威胁」，贫富差距也是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会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他在书中写道：当1%的人掌控了社会99%的资本时，为了巩固那1%的人的利益的岗位便悄然出现。这些工作不仅可以转移大众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注意力，又可以将「努力工作便可以挣高薪、走向人生巅峰」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让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们能摆脱吗
《毫无意义的工作》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有学者对格雷伯的想法相当之不认同，他们认为格雷伯将某些工作岗位划分为没有社会价值的「狗屁工作」，是没有认清社会运作机制的表现。
当下中国的现实发展情况，似乎也在做着格雷伯的反例。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04年到2017年，随着增量式经济改革带来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全面扩张，金融、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就业人数，日益在新增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增加迅速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明显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集中于正式稳定的单位就业且收入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另一类是工资收入越来越相对低下，就业日趋不稳定的「低端」服务业和岌岌可危的普通白领服务业，例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服务性工作越「低端」，越容易进入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
对于格雷伯这样的精英学者来说，他所能见到的「打工者」或许有很大的局限性：华尔街的律师、纽约广告制片人、硅谷的程序员……都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个人价值的体现而痛苦，但这些收入不菲者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上层。
美剧《硅谷》中的废柴程序员开发出了改变互联网的应用
放眼全球，四十年以来社会平均工作时间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实则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泛滥，而是那些没有保障、不稳定的「低端」工作的增多。
格雷伯对现实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也有所阐述：那些真正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比如护士、清洁工、幼儿教师、社工、机械师等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格雷伯给出的解释是，维持顶层人的收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经济和道德上的双重绑架来剥削弱势群体。
没有优越的经济条件，没有宽广的职业上升空间，这些底层劳动者只能被工作绑架，竭尽全力地服务他人。
出路在哪里？《毫无意义的工作》并没给出完美答案。
「这本书想给忙忙碌碌的人们按一下暂停键，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选择。」在本书推荐语中，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这样写道：「如果你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那么恭喜你，你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强了。如果你暂时没有，也不要气馁，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收录于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同名录音室专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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