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决定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一生中做过三次这样的决定。三次命运攸关的决定都是在一瞬间做出的,终生不悔。

1954年7月的一天,青岛火车站红旗飘扬,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新疆好》的歌曲,大红条幅上写着“欢送山东青年妇女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由我带队的五百三十名支边青年妇女、十多个大龄儿童和奶孩子都上了车。

在清点人数后,我向新疆军区妇女工作总队的工作人员报告:“大人小孩一个不少。”

那个女工作人员夸奖道:“吴主任,你为这次征召青年妇女工作立了大功,我回去后一定向军区政治部汇报,由政治部向你们县民政部门发函建议表彰。”

我心里顿感甜滋滋的。

动员“支前”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十七岁就参加区上的妇救会工作,动员各村男性青壮年推车支援前线,动员妇女为解放军做军鞋、烙煎饼。

一次战役胜利后,又得准备下一次战役的粮草等军需。每次动员“支前”,我都要先了解解放军的动员口号,譬如:“只有解放全中国,人民才能当家做主”等等,然后去各村宣传动员。

全国解放后,虽然“支前”任务少了,但我这个妇女会会长更忙了。组织妇女识字、扭秧歌,还要调解诸如夫妻打架、婆媳不和等琐碎事儿。

直到1952年新疆军区来区上招收女兵,我又进入角色,动员适龄女青年报名参军。

那次我原本也想报名参军,但区上领导有意要培养我当干部,“听领导的,跟党走”是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刻在心里的信条,我与女兵失之交臂。

转眼到了1954年,新疆军区妇女工作总队又来区上征召青年妇女,这次征召条件宽得“没边”,就连拖儿带女的寡妇都要,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和区上几个干部私下议论,认为征召支边青年妇女去新疆,八成是为新疆老兵解决婚姻问题。

我走家串户,宣传去新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惠。各村妇女一听这么好的待遇,纷纷报名,不几天就有好几百人报了名。

经过工作队审核,确定我们区五百三十名妇女符合去新疆的条件。工作做到这一步,我的动员工作可以说是结束了,可谁知,就在支边队伍临出发时,原来区上选派的那个带队女干部找到区长哭天抹泪,说家里小孩病了,丈夫又不在家,她去不了新疆了。

一看这情景,在场的我自告奋勇向区长请缨:我带队去新疆,保证完成任务。

一边是哭天抹泪,一边是信誓旦旦,区长只得临时换将。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车厢里突然传出鸣鸣的哭声,那哭声引得站台上送亲友的人也鸣呜哭起来,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几乎盖住喇叭里的歌声。骨肉分离故土难离,那一刻,我这个“局外人”也感同身受。

“姐妹们,我们是到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无比光荣,咱们可不能这么哭哭啼啼呀。来,唱支歌振奋精神,就像我们以前支前那样。”火车一出站,我就动员起来。

这五百三十人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带孩子的人只有几个比我岁数大。

那年我都二十四岁了,在农村,这么大岁数的姑娘已很少见了,车厢里的人都不习惯叫我队长,都叫我大姐。

大姐我什么都得管,一会儿这个人晕车,一会儿那个人的孩子哭闹,大家有意见。一会儿车厢这头有人喊大姐,会儿车厢那头又有人喊大姐,我忙得晕头转向。

车到兰州后,改乘嘎斯大汽车,一辆车拉二十人,车队前不见首,后不见尾走上几个小时,车队就停下来,让人们下车“方便”。

一马平川的大戈壁滩,没有个遮挡物,怎么解手。

我拿了条土布床单,两人一扯就成了临时茅房,这个做法当即得到工作总队的推广。

从老家出来,都一个多月了,大家没有换洗过衣服,身上都生了虱子。都是姑娘、媳妇的,又不敢在大庭广众前用手挠。

我也是一样,一到宿营地,我就又蹦又跳,大家一看,心照不宣,也学着样又蹦又跳起来。

三四个人围着我用手拍打我的前胸后背,大家一看,心有灵犀,也三五一堆相互拍打起来。

男驾驶员看着纳闷,就问带队的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憋着笑,说坐车太累了,活动活动筋骨。

汽车越往前走,看到的景象越荒凉,到星星峡后,前边车队的领导传来话,说已经到新疆地界了。

人们开始起疑了,中途休息时,一女青年问驾驶员,不是说新疆楼上楼下吗,怎么不见楼呢。

那个驾驶员皱着眉头想了想说:“西北这地方热,楼都在芨芨草下面。”

于是,那个女青年就傻兮兮地跑到芨芨草前用手拔土,这才知道被人戏弄了,骂那个驾驶员不是个东西。

驾驶员哪敢说真话,说出真话动摇了军心他可担不起责任呀。

挨了骂的驾驶员在行驶的途中指着远处海市蜃楼大声喊道:“你们看,那不是楼吗。

车上的女青年喊叫起来:“看到了,看到了,有好多房子呀,还有河。”

我们拍打着车棚大声问道:“我们离那片楼还有多远?"司机回答:“新疆见山跑死马,远着呢。”

可过了一会儿,前方的房子和河流消失得无影无踪,车上的人知道又上当了,齐声骂驾驶员没一句实话,尽骗女人的人一辈子娶不上媳妇。

几天后,汽车队伍一路颠簸来到一个垦荒作业点,支边女青年看到地面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男人来,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衣衫不整。

这里没有一棵树,“欢迎新战友”的条幅就挂在两把插在地里的铁锹把上。

连长和指导员来到车前亲切地大声喊道:“到家了,新战友下车吧。”

女青年七嘴八舌质问:“不是说楼上楼下吗,怎么没有呀。”

连长、指导员避而不答,只是催促快下车。

几辆车上的女青年开始放声大哭,嚷着上当受骗了,并将矛头对准了我:“大姐,你是我们娘家人,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上当了,不行,我们不能下车,让车掉头,我们回山东。”

尽管我在山东时就知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只是宣传口号,与实际情况有距离,但我还是没想到新疆会是如此荒凉,但我只是个带队的,我的任务是将姐妹送到目的地后就完成了任务。

我跳下车拿出县上的介绍信递给刚才喊话的领导,指导员高兴地说,有了带队的人就好,你给我们做做工作吧,赶快下车先到俱乐部洗脸、吃西瓜。连队伙房还给新战友准备了大肉炖粉条,烙了煎饼准备了大葱,管你们吃够。

我将这些话说给姐妹们时却遭到了一片责骂声“汉奸、走狗、叛徒。”

我十七岁就参加妇救会,最恨的就是汉奸、走狗、叛徒没想到,姐妹们这样骂我。

我委屈地掉下了眼泪。连长、指导员看这一招不行又换一招:“战友同志们,你们这是怎么了,这里是兵站,是你们吃饭打尖的地方你们一路不是也这么日行夜宿吗,快下车,汽车还要加油呢,不然明天汽车可得趴窝了,我们也只准备了一顿饭呀。”

一番话让山东女青年破涕为笑,难怪没有一间房,原来是临时兵站呀。

我们一路上不知过了多少个兵站,有时我们只在兵站吃顿饭,有时要在兵站过夜。

我们将自己的行李撂下车来,人也下了车。

这时只见几辆汽车启动马达后一溜烟地开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这才知道又上当了。

我们又质问起连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哪里?

连长摸着后脑勺,嘿嘿笑道"这不是吗,就在你们的脚下呀,你们顺着洞口往下走,不是下楼吗,你们从下面往上走不是上楼吗。”人们顺着洞口台阶下去,果然下到一间房里,里面还挺大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敢叫日月换新天,戈壁滩上建花园”的标语十分醒目。

一张长条泉上摆着切好的西瓜,一个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孩看到

西瓜伸手去拿,被妈妈“啪”地打了一巴掌,那个小孩哇哇哭起来。“那电灯电话呢。”一个女青年又在质问连长。

连长摸着后脑勺回答不上来了,一个男兵替连长解了围,他诙谐地拍着光头说:“这不是电灯吗?六十瓦,够亮吧。电话嘛,我们在地面上喊'山东大葱’,你们在地面下应答'哎’,我就是'山东大葱’,电话不就通了。”

说完,一群男兵哈哈大笑起来。“山东大葱”脾气暴,一看这帮男人如此戏弄我们,肺都要气炸了,大家一拥而上,将桌子掀翻,冲出地窝子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一个多月来,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特别是改乘汽车后,其他队曾发生过队员逃跑事件,一个女青年藏在汽车下伺机逃跑,汽车开走了,车后扬起的尘土将她遮挡住,后面的汽车开过来,将她的腿压断了。

这件事发生后,工作总队要求各带队的人务必加强管理,无论如何不能再发生安全事故。

一路上,我心神疲惫,特别是刚才眼见着这样一幅情景,我感到头一阵晕眩,便昏迷过去。

听说我撇下她们回山东了,女青年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们围着连长和指导员又推又搡,言语中还带着骂人的话:“你们合着伙来骗我们呀,为什么让她走,她是我们带队的,要死要活我们在一起。你们把她交出来。”

连长气得脖子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指导员喊道:“你们静一静,听我说说。你们误会了,你们带队的她不是撇下你们回山东了,他刚才晕厥过去了,现在正在卫生室抢救呢。”

一听我晕厥过去了,一道来的人这才静下来,女青年中有个小姑娘轻声哭泣地说:“我们不该这样对待大姐,她为我们累成啥样了,我们不该这么对待大姐呀。”

所有的女青年不再喊了,她们来到也是地窝子的卫生室,由于房间小,她们只能派代表进来探望。

我的太阳穴上扎着好些针,一看这阵势,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了,只是默默地流泪,为我祈祷。半个小时后,我苏醒了。

我对连长和指导员、还有围着我的姐妹轻声说道:“连长、指导员,我也留在新疆吧,我没有报名,现在正式向连长、指导员报名。姐妹们说得对,我是带队的,我不能撇下她们自个儿回山东老家,那样,我将无法面对她们的家人,我一辈子不得安心。姐妹们,刚才你们在吵闹时,我看到俱乐部里的那条标语，敢叫日月换新天,戈壁滩上建花园’,写得多好呀,我们是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是来享福的,我们山东人没有孬种,我们就是要将日月换新天。”

我的话音虽小,但犹如春天的声雷响,那几个女青年代表说:“大姐,你都不回了,和我们一起留在新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这就去做工作,留下来。”

几个姐妹出去后,连长、指导员握着我的手感激地说:“小吴同志,你的觉悟真高,欢迎你加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的队伍。”

我看着连领导,犹豫片刻后才说:“军区妇女工作总队真不该那么宣传呀,别说我们了,我在家就知道宣传的不是实情,可来到这里一看还是接受不了呀。不是我们山东妇女思想觉悟低,我们“支前”什么苦没吃过,将家里的所有能吃的能穿的都支援了前线解放军,我们的思想觉悟不低。山东人不绕弯子,喜欢直来直去。说真话,说实情,我们山东妇女也会来的。”

也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愿意留下来,一天,有一个脾气特别大的女青年说什么都要回山东,我也拦不住。

连长对她说:“既然你执意要走,那你就走。”人们都不明白连长为什么就答应了呢。

那个女青年在前面走,后面不远不近跟着两个男战士,她走,后面的人也走,她停,后面的人也停。直到那个女青年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后面的人才走上前问还走不走了。

那个女青年摇着头无力地说!“再也不走了。”回来后,女青年对姐妹们说:“哪能走出去,不是累死,也要被狼吃了。”

刚来的那几个月青年妇女先是参加连队的识字班学习,有些学不进去的女青年就跑到连队鸡场偷鸡蛋喝。

鸡场饲养员是个眼神不利索、耳朵有些背的老汉,几个女青年就跑进鸡窝里,摸出热乎乎的新鲜鸡蛋,在蛋的两头扎个小眼,用嘴一吸就将蛋清蛋黄吸到肚里,然后再将空蛋壳放入鸡窝。

老汉每次送鸡蛋到伙房,炊事员都发现有空蛋壳,就问老汉。老汉解释说,可能是鸡下的“空蛋”。

炊事员说,空蛋怎么还有眼,肯定是那帮“女土匪”干的!

有一天,军区妇女工作总队的一名干部来到连队,看看他们征召的这批山东妇女干得怎样。

不料,他一到连队就被几个山东妇女围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又推又搡,说他是个大骗子,要到军区告他。

连队文教看到妇女如此对待上级检查工作的领导,赶紧赶过来解围,那个干部脱身后骑上马一溜烟跑了。

这几个妇女又将火发在文教身上,她们冲到文教的地窝子顶上又蹦又跳,硬是踏出几个大洞来,直到文教答应了她们的要求才罢休。

“以后,我们谁要写信,你随叫随到。”

“好,好,我的好姐姐。我算是领教'山东大葱’的厉害了。”

几个月后,这批山东妇女也就随遇而安了,她们并不是不懂道理,她们只是觉得不该这么像哄小孩一样哄她们、骗她们。

连队领导又犯了“心急”的错误,他们见妇女的心都稳定了,就着急上火地为老战士拉扯对象,拖儿带女的就给找个岁数大的,岁数不大的姑娘就给找个大五六岁的。

今天拉扯一对,明天拉扯一对,恨不得几天里将老兵的婚姻问题全解决了。

我找到连长、指导员,说婚姻的事就像地里的瓜,不可强扭。山东女子性子烈,但山东女子也最善良,你得顺着来,要慢慢培养感情。

指导员说:“这些战士岁数都不小了,一日不娶媳妇,他们一日心都不安呀，建设社会主义大业得先安家呀。这样如何?凡事总得有个带头的,你岁数也不小了,你的档案寄来了,我看了,你十七岁参加革命,今年也都二十五岁了,这样吧,你这个娘家人就带个头吧。副连长比你大八岁,是个老革命,你俩处处吧,组织上不强迫,处得好就处,处得不好就分手,咋样?”

我是山东老区人,最了解我们的战士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很多,包括婚姻。

我的回答让指导员和连长感动:“我听领导的,副连长人不错,立过功,负过伤,再说,是河北人,在新疆我们也算是半个老乡了。我和他处。指导员你说得对,只有成家才能立业。”

半个月后,我就和张副连长结婚了,婚礼就在地下俱乐部举行。在婚礼上我对我带来的姐妹说,这下你们彻底放心了吧,我把自己都交给了新疆，我要在这干一辈子。

看着大姐都结婚了,一起来的姐妹们也就年前年后结了婚,有一天五对新人一起结婚。

在姐妹眼里,我仍是我们的娘家人,结婚后,丈夫打老婆,继父打养子的事,姐妹们不是告连长、指导员,而是告到我这里,由我出头解决。

一次,一位老兵的养子将家里的一只碗打碎了,继父踢了养子两脚。我知道后,将这事告到连里去,连里开大会批评这位老兵是大男子主义,直到老兵痛哭流涕地做了检查才算了事。

几年后,团里传达上级文件,要开展“勤俭持家”运动。当时其他省份来的人多,兵团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上级要求干部家属带头辞去公职,在家带孩子干家务,以减轻丈夫的负担。

团里给连队三个“勤俭持家”的指标。这时我的丈夫已升任连长了,怎么办?

我二话没说,就退了下来,“你是连长,连长的老婆不带头谁带头。”就这样,以带队身份来兵团的我,又成了不在册的“五·七”战士。

一道来的姐妹们都说大姐太亏了,如果不“勤俭持家”,早就成为干部了。

四十多年后,我被师里评为十大戈壁母亲,我对采访的记者说:“听领导的话,跟党走。我对做出的三个决定从没后悔过。

（（照片来源于网络，联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