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史书体裁有许多种，其中编年体体裁都占据很重的分量，而英国中世纪早期最为著名编年体体裁史书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它的写作特征，因此，笔者尝试对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主要写作特征进行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

本书在描写阿尔弗雷德国王与丹麦人战争之前，先详细描写怎样制造长船，之后用具体数字描述英军俘获丹麦人的船数和双方阵亡的人数。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对造船有如下仔细的描写：“阿尔弗雷德国王令人建造“长船”抵御丹麦战船。这些船比别的船几乎长一倍，有的有60根桨，有的更多。它们既更快更稳，又比其他的船高。它们既非按弗里西亚船仿造，又非按丹麦船仿造，而是按他本人认为最能起作用的格式造的。英军随即俘获港湾入口处的3艘船中的2艘，杀死其中的人；另外一艘溜走，船上的人除5人外也都被杀死了。

这5个人逃脱，是因为他们对手的船搁浅，而且情况尴尬，其中3艘就搁浅在丹麦船搁浅的同一个方向的水道边上，（其他的）都搁浅在另一边，因此没有一艘船能驶到其他船那边去。可是等到潮水从船边下退了好几弗隆之远时，剩下的那3艘丹麦船上的人去到搁浅在他们这一边的其他3艘船那里，他们然后就在那里交锋。

在那里阵亡的有国王的管事卢库曼、弗里西亚人伍尔夫赫德、弗里西亚人埃巴、弗里西亚人埃塞尔希尔、国王的内廷陪侍人员埃塞尔弗里思，总计弗里西亚人和英格兰人共阵亡62人，丹麦人阵亡120人”。如果我们从中西方比较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部编年史特征的话，那么，这个特征更加有说服力。

古代中国中国史家在记载历史时，写作风格一般是大手笔，对具体的人和事都是以千和万为数量单位的。例如，金戈在《中国古代战争于水》一文中认为；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梁为攻破北魏的寿阳城之后，征调军民20万人，进入境内洪水滔天……，境内居民村落有十余万口，大部分居民被洪水冲走，造成了人间惨剧。

这段对南北朝时期战争的描写多用概述，虽然语言生动形象，但具体的人或物不详细。从上述中西方材料对比，可得出的结论是盎格鲁—撒克逊史家在描写历史时总是在细节之处彰显明了，对史料刻画仔细、精工细琢，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第一个突出优点。

梁启超讲过文献学的三个标准：“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求博就是史料的广博，它要求不能依赖单一史料下结论，而且还有多种史料进行对比分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在同时代编年史中，在求博方面，它是超群绝伦的。它的稿本一共有七部，分别是A,A²,B,C,D,E,F部，这七部撰写的内容大同小异，可以互为参考，互为比较，这七部稿本各自都有自身的特点，“A本由于成稿地点而被称为温切斯特稿本，是七部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它所记载的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70年，”A本记录了丹麦人入侵的信史，A²本是A本转移之前的稿本。

A²本又称《科顿编年史》。“B本与C本同称阿宾登稿本。B本包括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977年，C本则延伸至1066年。盎格鲁—撒克逊史名家普卢默给予C本续写部分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D本和E本所编这一时期纪事的原本。

D本为伍斯特稿本，约始撰于11世纪中期，所包括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79年。这部编年史的撰写不同于其他手稿，不是照录前人而是有所去取，补入一些采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和诺森伯里亚与麦西亚的史乘的材料。这部稿本之所以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E本是这七部稿本中包含年限最长的一部，“包括年限自公元前60年到公元1154年。”，其包含的内容有诺曼王朝的封建关系，为研究英国的封建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F本为坎特伯雷双语概要。诺曼征服以后不久，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开始停用古英文，但一些修道院在征服后的一个世纪内仍然继续使用。这部编年史稿本大约产生于1100年前后，在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里以E本所依据的底本为基础删节而成，包括年限自公元元年至1058年。使用文字仍为古英文，但每段之后附以拉丁文译文，因此而得双语之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可以分为四组;除D稿本外，“A（）本与A²（A）本，B本与C本，E本与F本均属姊妹篇。七部虽共同冠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名，但正如普卢默所指出，A（），C，D，E四稿本各具特点，可以单独成篇，不必合成一部。”正是因为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同时又存在的不同差别，我们就可以贯穿比较，愈多愈妙。

体现了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内容广博，正如韩愈所说“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甘浩”。因此，编年史的优势之处，是兼容并蓄，重视编年史的广博和真实。

求真就是讲究用事实说话，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能够反应当时社会现实，其中包括当时社会的思想等，比如；国王在天主面前表现的谦卑，诚心等。国王甘愿把土地赐给教会，“国王对院长说，“亲爱的塞克斯伍尔夫啊！为了我灵魂的需要，我派人把你请来，我愿意无拘无束地对你谈谈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兄弟皮达和我亲爱的朋友奥斯威曾开始建造一所修道院来荣耀基督和圣彼得。可是我的兄弟按天主的意旨已经离开尘世，不过，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叫他们赶快干这项工作，我将给你提供金银、土地、财富和它所需要的一切。这段史料能够反应出国王当时虔诚信仰基督教，并赐予基督教土地和金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撰写当时社会真实一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开头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话都是基督的有关内容。足以证明，这是一部受基督教强烈影响的史书。其中记载教皇，主教等辞世归天有32次。不管是国家遇到外敌的侵入，还是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安，都不会忘记对教会的记载。

有时会把国王的逝世和主教归天都记载在一处，“807（505）这年卡思雷德国王在肯特逝世，女修道院院长切奥尔伯和郡长赫伯特也逝世。806这年9月1日出现月食。诺森伯里亚国王厄德伍尔夫从他的王国被驱逐出去。赫克瑟姆主教恩伯特逝世。”可以看出，基督教在当时的社会重要性，基督教徒还对王权权力进行诠释，爱德华国王被刺后，基督教徒对国王权力有了一番评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人们杀了他，但是天主却尊崇他。他生前是尘世的国王，现在死后是天上的圣徒。”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几次记述国王向彼得伯勒修道院馈赠土地、特权之事。伍尔夫希尔国王慷慨赠予圣彼得和塞克斯伍尔夫院长土地和授予特权。据编年史记载：“我，伍尔夫希尔，今天慨然赠给圣彼得和塞克斯伍尔夫院长，以及修道院的众修道士我王国所属的下述土地、水流、池塘、沼泽、堰，以及位于这些地带的全部土地，从而除院长及众修道士之外，没有人在那里享有主权。

赠礼如下：从米兹汉姆斯特德到诺斯伯勒，再到叫做福利斯的地方，再到直抵阿申代克的整个沼泽地带，再从阿申代克到叫做费瑟穆德的地方，再沿着大道前进10英里，到达库格迪克，再到拉格威尔，再从拉格威尔往前5英里，到达通向埃尔姆和威斯贝奇的那条河流，再往前约3英里到斯罗肯霍尔特，再从斯罗肯霍尔特径直往前，经过整片沼泽，到达德雷沃德，距离大约有20英里，再到格拉特克罗斯，再从格拉特克罗斯经过一条叫做布拉达纳的清澈的溪流从那里经6英里到达帕切拉德，再往前经过所有的靠近亨廷登镇的池塘和沼泽，以及沙尔夫塘和惠特尔西塘，及附近一带的全部池塘、湖泊。

包括沙尔夫塘以东的土地和房屋在内，再就是由此到米兹汉姆斯特德沿线的全部沼泽地带，再从米兹汉姆斯特德一路直达旺斯福德，由旺斯福德到金斯克利夫，由此到伊斯顿，由伊斯顿到斯坦福，由斯坦福沿溪流到前述的诺斯伯勒。”并载录了教皇的确认其权益的诏书。“

国王派人到罗马去谒见当时在任的教皇维塔利安，希望他以诏书和祝福赐准上述程序。教皇送来诏书，书云：我，维塔利安教皇，赐予你，伍尔夫希尔国王，赐予多斯德迪特大主教，赐予塞克斯伍尔夫院长你们所要求的一切。除了院长个人以外，我禁止任何国王或任何人在那里享有任何主权；除了罗马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外，他不服从于任何人。任何人如若在任何方面破坏这点，愿彼得用他的剑消灭之；任何人如若遵守它，愿彼得用天国的钥匙为他开启天国之门。”

并载录教皇的确认其权益的诏书这些内容尽管被认为属于彼得伯勒稿本的增补，原编译者对其真实性亦存质疑，却为修道院享受特权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既是民众的精神领袖，也是国王的左辅右弼，参与国事，甚至带兵出征。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25（823）这年不列颠人和德文地方的人在加尔福德交战。

同年埃格伯特和麦西亚人的国王伯恩伍尔夫在劳顿交锋，埃格伯特获胜，杀戮惨重。随后他自军中派遣···他的主教埃尔斯坦。

他们将贝尔德雷德国王赶得向北逃去，过了泰晤士河”。西撒克逊人与丹麦人交战，主教参加，并且其战死沙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36（833）这年埃格伯特国王在卡汉普顿同35艘船所载的一帮人交战，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丹麦人据有战场。赫里弗里思和威格森两位主教，以及杜达和奥斯莫德两位郡长逝世。”。因此，从全书内容来看，对基督教的笔墨还是很浓重。基督教好像一个绳结，它可以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等等不一样的特征缠绕在一起。这也是中世纪史书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