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能遭受多大的恶意？

徐峥的《逆行人生》树立了一个鲜活样本。在有限的支持者之外，批评者的声音尤为刺耳：“消费外卖员，消费苦难”、“穷人花钱看富人拍电影”......就连未上映之前的一张“哈哈大笑”的预告海报都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殊不知，在电影中这也是一种反讽。

即便《逆行人生》电影与沸沸扬扬的“杭州外卖员下跪事件”的现实形成了最深刻的映射，大众仍然无法容忍这部电影的存在。从《囧妈》网播事件到与妻子陶虹卷入张庭的“传销风波”，很大程度上来说，徐峥本人的口碑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逆行人生》。上映6天票房2.24亿，相较于徐峥过往电影的票房战绩，《逆行人生》在商业上显然已经失败了。本着“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原则，我昨天走进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我的结论是，这是一部合格甚至优秀的商业片，只是它作为一部电影承担了不该承受的大众期待与社会使命。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回到电影本身去找，它关乎《逆行人生》到底是不是烂片。王朔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去愚弄底层人。”我深以为然，觉得这句话可以当做衡量这部电影有没有消费苦难的标准。大众为何对这部电影表达欲如此强烈？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影所描写和刻画的离生活太近，不像聚焦上流社会的爽剧只能靠想象，我们每天都能看见、接触外卖员，甚至本人或者亲戚朋友就是外卖员。

以至于每个人都有资格拿着生活的“照片”开始和电影里的每一帧对比。但大家都忘了，这是一部电影，不是纪录片。为了戏剧化，营造戏剧冲突，它当然可以给徐峥饰演的高志垒堆叠大厂裁员、P2P暴雷、老爸中风、女儿上国际学校一个阶层的不幸，也可以为了塑造人物丰富的人格与行为动机，给老抠安排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给“单王”大黑编造一个因自己转单而截肢的朋友；一群脸谱化“坏”的前同事......

这里有人物形象走极端而导致的虚假，但这并不影响电影主旨的表达——指向一种社会性的、阶层性的问题。高志垒被自己所写的程序优化掉的黑色幽默、整个影片前半段始终伴随的APP“微笑认证”以及他们整个站点员工拼命拼速度送单都是被“算法”裹挟。

电影将一个阶层滑落的脆弱性血淋淋的展现，也将大众对外卖员的歧视一一呈现，也将“算法对人的异化”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的尺度也仅限于此，电影的后半程用放大“个体的坏”隐藏了更核心的社会矛盾，高志垒和他的同事们最终也没有摆脱算法，而是开发了一个提高送单效率的小程序去减轻算法的压榨，并最终用升华的亲情、友情去安抚愤怒的观众。无论是从电影的戏剧性层面，还是批判力度上，这样避重就轻的处理显然都是存在问题的，主创们不可能不知道，但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呈现在我们面的重要原因。你看，这是不是电影对现实的又一次黑色幽默般的映射。回答开头的问题：《逆行人生》是部烂片吗？套用王朔的观点，它没有赞美外卖员的艰辛和苦难，这更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这只是对现实赤裸裸的呈现与嘲讽。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做到了自己能做的，已经足够优秀。

“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但你还没成为骆驼祥子。”这是《逆行人生》里的一句台词。骆驼祥子到死都认为穷是自己拉车不够努力，但中产们却始终都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房的愁房价，有房的愁学位，有学位的愁养老......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称，“中国中产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而这种焦虑往往建立在一种中产仪式感上。要确立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身份认同，必须要有一种可触碰、可衡量的生活仪式感。

因为追求仪式感，中产的生活成了一堆洋气名词的华丽堆砌：是周五下班后必须去山姆、开市客采购一家人的食材；是郊外公园草地上，铺好格子餐巾，一边品尝着自己动手做的全麦三明治，一边赏花；是周末上午来一份佐以《Monocle》《KINFOLK》的Brunch后，在工作坊画一张油画，在小剧场看一场演出……《逆行人生》里的高志垒也有自己身为一个中产的倔强：被大厂开掉也要让女儿上一年20万学费的国际学校；外卖超时、送错、被投诉罚了几百块，也要喝一杯苦涩的咖啡消愁......虽然明明已经被中产“除名”，但也要维持中产生活的“格调”。这并非高志垒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群“高志垒”的问题。社会巨大的流动性与中产本身的脆弱性，让高志垒们有着不可承受的阶层之痛。《逆行人生》在有意无意中都在复刻并鄙视着这个社会的职业歧视：影片里除了外卖员群体，里面其他角色，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外卖员”这份职业。不管你承不承认，这的确也是现实的常态，很少有人去试图理解这群人，即便大多数人嘴上说着“尊重”，但“活该一辈子送外卖”在许多人听来仍然是最恶毒的诅咒。

就像高志垒父亲一开始的愤怒：我辛辛苦苦培养你上大学，不是让你送外卖的。人们想象中认为，干外卖员这份工作一定是不开心的，于是就有了对《逆行人生》那张海报的批评。人们想象中认为，干外卖员这份工作一定是人生触底之后的无奈选择，于是就有了对《逆行人生》消费苦难的批评。现实中的中产们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与跳广场舞的大妈和满身logo的暴发户以及“底层”外卖员区分开来。但电影偏偏安排高志垒完成了从中产到外卖员的身份转换。于是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他们和在写字楼里自嘲“牛马”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外卖员和曾经的“程序员”高志垒一样，仅仅一种职业、一份工作，仅此而已。甚至比那群所谓“白领”还讲义气、重感情。影片最后高志垒父亲对儿子职业态度的转变，以及高志垒本人以外卖员身份在公司总部的演讲“我们足够努力了，所以我们值得被尊重，值得更好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影片面对现实的无奈妥协，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影片给外卖员群体的一次正名。高志垒最终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并完成了对现实的又一次反讽：社会上那些被廉价“悲悯”裹挟的对外卖员群体的“居高临下”的苦难凝视，何尝不是另一种歧视呢？

电影本是光影造梦的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它的本质都是娱乐导向的。但在日韩，电影的导向逐渐从造梦走向现实主义。1988年“电影剧本提前审查制度”被取消，从此打开了韩国电影现实主义时代回归的大门。《辩护人》、《素媛》、《熔炉》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影片甚至影响了韩国法律、制度的变革。

深受日韩电影文化影响的中国自然对国内的现实主义影片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尤其是徐峥的前作《我不是药神》对救命药价格、医疗资源分配等深刻现实问题的探讨，大众自然对《逆行人生》保持了同样的期待。但抛开社会、法律因素谈论这些对作为电影人的徐峥本身就不公平。如果你稍微了解《我不是药神》的背景就会发现，厉害的并不是电影，而是原型陆勇。无论是对白血病病友的帮助还是对相关法律制度修改的倒逼，都是陆勇在现实中完成的。《我不是药神》做的是将他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部十分优秀的商业电影搬上了大荧幕。

但这足以难能可贵，它将那些游走在主流舆论之外的边缘群体拉进大众舆论场，引发了公众对现代医疗制度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反思。一个共识是：一个群体的社会话语权是和社会身份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看，在完成了自身的商业娱乐使命之外，《我不是药神》还额外承担了为一群边缘群体“发声并提出问题”的使命。与之相对应，外卖员们显然也是当下主流舆论场里“沉默的大多数”，这也恰是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要义——网络上诸多关于外卖员的抨击、辩论，但鲜有外卖员群体自身的声音。而《逆行人生》在电影的娱乐功能之外，已然完成了为一个群体发声的使命。能提出问题，《逆行人生》已经足够勇敢。而解决问题，那是一个社会的使命，不是这部电影的，更不是徐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