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年间，端州城门下站着位面色黝黑的官员。他望着满载贡砚的马车，抬手拦住车夫：“自今日起，端州官窑每年仅制正贡之数。”话音未落，周围官吏已面露惊惶——这新上任的知府包拯，正亲手打破百年官场规矩。

端州官窑的紫色端砚，素有“文房魁首”之称。此地历任知州深谙官场生存之道：每岁额外烧制数百方佳砚，或赠朝堂重臣，或售富商巨贾。包拯履新首日却立下铁规，将溢制之砚尽数裁撤。消息传至汴京，御史台案头瞬间堆满弹劾奏章，却始终找不到这位铁面知府半分破绽。

权贵们心生一计，将包拯调任监察御史。谁料他在新职愈加锋芒毕露，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向枢密院。三司使张尧佐扩建豪宅侵占民田，他当庭直谏令仁宗收回赏赐；国戚郭承祐私贩军粮，他连夜草拟十二道罪状。满朝朱紫避之不及，最终竟合力将他“升迁”边地，不料包拯在西北整顿盐政，单岁增加国库二十万贯。

当59岁的包拯回京执掌开封府时，他年俸已高达18000贯。换算成银两或许显赫，但在米价每石400文的京城，这份收入实难支撑显贵生活。曾有小吏诉苦：“十口之家日食一贯”，包府开支更是惊人：八十余名仆役月俸，朱雀门内官邸租赁，朝堂同僚婚丧嫁娶的例钱——更别提审理皇亲国戚时，动辄自掏腰包安抚苦主。

某日朝会后，户部侍郎半是讥讽地问道：“包龙图可知城中宅邸价格？”包拯坦然出示账册：新郑门外别院月租五十贯，家中僮仆皆荆楚贫户，“较之诸公宅中的昆仑奴，某确算节俭”。此言揭开了北宋官场隐痛：三司使年俸逾三万贯者比比皆是，但能在《宋史·循吏传》留名的，惟有这位敢铡驸马的“包黑子”。

天圣八年春，包拯在枢密院值房疾书《乞不用赃吏疏》。窗外汴河漕船络绎不绝，码头上搬运铜钱的苦力们不会想到，那些铸着“崇宁通宝”的铜钱，正在见证中国历史上最矛盾的盛世——这里有最严苛的《贼盗重法》，也有最繁荣的夜市经济；最清贫的朝廷命官，与最奢靡的宰相府邸奇异地共存。

当后世在戏文里传唱“开封有个包青天”时，或许该记得那个冷峭的真相：在人均日薪百文的时代，一个坚持“岁满不持一砚归”的清官，需要付出的是将18000贯俸禄掰成铜钱，一枚枚投入这个庞大帝国的裂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