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丰文，中国足坛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教练员。

一九八三年，高丰文率领国青队晋级墨西哥世青赛，这是中国国字号足球队首次冲出亚洲。

一九八四年，高丰文受法国邀请访问，参观了法国维希足球学校。回国后，他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要在中国也办一所这样的足球学校。

一九八五年，高丰文率领国少队参加第一届柯达杯世少赛，最终获得第八名，中国国字号足球队史上首次在世界级大赛决赛阶段中打进复赛。

一九八七年，高丰文率领国家队杀入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中国足球首次通过外围赛冲出亚洲。

彼时，《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刊文《以二比零战胜日本队，中国足球冲出亚洲》，“中国队确定出线的那晚，陆陆续续有人骑自行车奔向天安门，还能听见放炮声。”

但是，他也没有逃脱中国土帅素来的“悲壮命运”，在经历了两个“黑色三分钟”以及亚运会被淘汰后，高丰文从神坛走下。

“经历‘黑色三分钟’后，我收到过寄有刀片、绳子的信，我知道来信者的寓意。”

一九九五年，他谢绝了一切邀请，在沈阳以西十四公里处的一零二国道旁，位于胡台经济开发区内的一片百余亩的土地上，亲自创办了“高丰文足球学校”。

“我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一个月三百多元的工资。全靠东家一点西家一点化缘，建足校的时候，每根钉子都是我老伴亲手买的。”

从高丰文萌生创办足校念头的那天起，他就没想过要赚大钱。一开始每年收四千元学费，管吃管住，管装备器材，每年有两次外出集训。

这样的学费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如果学生确实家庭困难，学校会酌情予以减免，陈涛便是一例，他除第一年交了学费外，学校就没有再收过一分钱。

中超巅峰

早在一九八九年，辽足“十连冠”时代的中坚成员倪继德就与黄祖刚、杨玉敏年创办沈阳绿茵足校，并亲手制定了一份为期十六年的庞大人才培养计划。

足校的生存很艰难，他们全部的费用来自于沈阳的一家企业每年赞助的五万元。

维持到一九九五年时，倪继德、黄祖刚、杨玉敏相继离开足校，郑智等优秀球员被国家队挑走，辽宁体委大院决定解散足校的两支运动队。

当时，刚好高丰文足球学校成立，剩下的学员集体转投高丰文，其中倪继德率领一批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小球员前往长春。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前夕，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经过两年左右的酝酿，长春亚泰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诞生。

与此同时，高丰文足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也离校前往亚泰，其中包括杜震宇、张宝峰、王栋、张笑非等人，他们是被被辽宁队挑剩下的人。

十一年后的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高洪波却以这帮球员为班底，率队首夺中超冠军。威震中超的“杜震宇、王栋”组合，是羡煞旁人的亚泰双子星，在夺得冠军的那一年联手打入了十五个进球。

鲜为人知的是，亚泰当年仅以每人四千元的价格就拿下这帮未来的中超冠军球员，高丰文仅收取了当时这批学员冬训的费用。

二零零二年，高丰文以五万元的价格将陈涛转让给沈阳金德，被外界认为是“白送”。二零零九年，陈涛从沈阳金德转会至上海申花，转会费高达三百五十万。

高丰文老伴儿王秀文曾经提议，让儿子高翔来管理足校。

高翔对高丰文说：“你搞足校只要社会效益，如果真要我来管的话，那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要”，高丰文的回应只有两个字：“滚蛋”。

创办第一家民营足球学校，高丰文打破了几十年来足球运动员都由国家专门培养的先例，对于他这样的“足球个体户”，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都找不到明确的政策指示，也就谈不上什么扶持手段。

在高丰文足球学校十多年的历史中，仅有张吉龙来访过，而其他历任足协领导都没有进过足校的大门。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的一次会议上，高丰文碰到了足协领导，对方语重心长地说：“高老，你要坚持住啊。现在足校越来越少，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一定要坚持啊。”

再后来足坛扫黑，大批足协官员铃铛入狱，高丰文也没看到足协所说的政策微调。

二零零九年，高丰文足球学校花了几十万装修宿舍，准备部分校区转型为老年公寓，做做慈善事业。但由于在手续上卡壳，此事也不了了之。

随后，高丰文和王秀文送走了最后一批十来个孩子，转身锁上了曾被誉为“中国足球希望工程”、“中国足球黄埔军校”的高丰文足校学校的大门。

黑足校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一年韩日世界杯出线那段时间，在中国足协注册备案的各种足球学校超过三千所。

一九九四年，是挂牌的官办足校泰皇岛中国足球学校最兴盛的时候，有一千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一九九七年该校招生报考人数达到三千五百人。

与高丰文足球学校前后脚成立的，还有原沈阳队主教练赵树元的虎星足球学校，前国奥队球员庄毅创办的毅志足球学校。这也是后来辽宁规模、知名度最大的三所足校。

最初的足校，审批较严，创办者多为经历了足球之痛，想为中国足球做点什么的圈内人。他们熟知足球规律，前期只有投入，没有收益，都把足校的建设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做。

直到一九九七年，一切都被打破。经过四年职业化，球员的收入直线上升，几乎所有的人心态都开始失衡。

这一年，在足球改革和全国大办足球学校的风潮中，辽沈大地上突然冒出了一大批足球学校。大批的孩子被家长送到足校，面对同样直线上涨的学费也不退缩。看到办足球学校有利可图，许多人纷纷加入其中。

等到二零零一年，在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刺激下，足球学校发展到了顶峰，“人人办足校，人人当教练，人人学踢球”。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中国足球俱乐部老板站出来痛击假球黑哨，国家队在世界杯上铩羽而归，足球黑幕不断被掀开，中国足球开始多灾多难。

等到二零零四年，球迷、家长对中国足球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足球学校也随之崩盘，仿佛一夜之间，辽沈大地上的足球学校，全部倒闭。

十年前，高丰文筹办足球学校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十年时间，中国足球的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

“以前很多家长是求着来足校，告诉他孩子不适合踢球也不走。二零零三年以后，愿意让孩子踢球的家长越来越少，反倒是有些离异的、出现问题的家庭把孩子送到足校来，纯粹是找个地方看管孩子。”

《辽沈晚报》、《沈阳今报》分别于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五年推出关于过足校的调查，“大部分足校不具备草皮场地，住宿条件差，经常一个房间住上二三十人。”

“三陪小姐”与足校球员同住在一栋仅三层的小楼里，小球员们经常隔三差五地出没在“三陪小姐”的房间里。为防止小队员晚上外出，足校每天晚上放“鬼片”集体收看，效果显著。

有的足校不递红包，想得到重点培养或者进入一线队难度势比登天。为了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有些足校在招收学员时附带改年龄的程序。

臭名昭著的黑足校，耽误了大量参与足球运动的孩子，间接也让高丰文足校学校受到伤害。中国足球，开始成为卑劣的代名词。

二零零五年，高丰文足球学校迎来了十年庆典。高丰文对每一个记者都说：“不要把我和我的足校捧得太高，我就是在做一件足球人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仅仅四年后，由于资金和生源问题，高丰文足球学校匆匆关闭。

又十年后，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高丰文去世。当我们回忆中国足球的时候，无论何时，中国足球都是欢喜与悲伤交叉的。

如今，当我们再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时，会有更多感慨。尽管中国足球一直以来成绩未尽如人意，可一代代奋斗者却并非什么都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