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风云变幻的年代，马识途与马士弘兄弟二人在各自的道路上书写了不同的传奇。马士弘作为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在解放前夕选择和平起义，而马识途则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坚定的共产党员。兄弟俩虽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却都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他们的故事究竟如何令人动容，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33年日本军队逼近天津时，马识途选择南迁至上海继续他的中学教育。这段学习经历在马识途的人生中扮演了转折的角色，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开始在各类报刊上尝试发表作品，这些早期的文章逐渐铺垫了他的文学之路。

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攻读化学工程，期望通过科技强国来振兴中国。他参与了南京的"一二九"运动，支持北平学生抗议日本侵略的行动，显示了他的爱国热情。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他意识到单靠工业发展难以救国，这促使他开始接触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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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某一天，马识途携带董必武的推荐信，前往鄂豫皖边区加入由方毅主持的党训班，正式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识途与他的伴侣刘惠馨及其他同学紧急撤离了南京，前往被指定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的武汉，继而移至黄安七里坪，参与了方毅领导的为期一个多月的地下党干部培训。在这期间，23岁的马识途在党旗与马克思的肖像前庄严宣誓，正式成为共产党一员，并决定改名为“马识途”，意味着他已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正式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征途。

在《我爱我的祖国》一文中，马识途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自30年代加入革命以来，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与时代同行，见证了无数学者在苦难中展现的坚韧和尊严，也听见了民众的愤怒与抗争的呼声，这些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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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年末，经过党的批准，马识途与刘惠馨结为夫妻，安家于湖北恩施的一个静谧的柑橘园内，这里同时也是鄂西特委的秘密联络点。夫妻二人在革命的间隙享受着平淡而甜蜜的生活，通过诗歌与对联来寄托他们的思想与情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在这一波高压下，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因参与地下工作被捕，不幸于当年在恩施被杀害，留下他和刚出生一月的女儿。

在危急时刻马识途也面临极大的生命威胁。幸运的是，他的父亲与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少校参谋的哥哥马士弘协助，使他能够暂避风头。马士弘利用自己的军事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将马识途接至四川忠县的家中藏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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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马士弘与马识途的相见异常艰难，整个抗战期间两兄弟只能偶尔团聚。抗战胜利后，马识途被派至云南昆明，继续他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同时也不断书写抗战和革命的故事，将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的逼近，川康特委面临严峻考验。马识途在成都坚守岗位，秘密制作假身份证，采取伪装，以“张司光”之名隐姓埋名，为党的事业奋战至最后一刻。他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和危险，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使命。

众人皆知马识途的功劳，但很少有人知晓他还有一个在国民党的哥哥，他就是马士弘，自幼在四川忠县的一个文化世家长大。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他仍不自满，努力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的一所著名高等学府。然而面对国家危机和土地的被侵占，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业，选择了从军之路，进入了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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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的军训中，马士弘以其超凡的聪明才智和学习的热情，提前完成了课程，还因其杰出表现被选派至陈诚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在那里他迅速显露头角，不久被提拔为警卫团团长，深得陈诚的信任和赏识。

1937年，马士弘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即被分配至由陈诚领导的第十五集团军。不久，他便在淞沪会战中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战斗，这是一场保卫上海的血战。在战斗中，尽管装备落后，但马士弘与他的战友们展现了坚不可摧的意志，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对抗。

马士弘在战火与硝烟中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满目疮痍的战场、令人窒息的血腥。这些经历加深了他对侵略者的憎恨，坚定了他的抗战信念。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参与了包括武汉会战、宜昌战役和常德会战在内的多场重要战役，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马士弘所在的部队原有1700人，战争结束时仅剩28人，这一数字凄凉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

军队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马士弘期望国家能进入一个和平复兴的时期，但国内的局势却迅速走向了内战。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全面军事进攻，引发了又一轮悲剧。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的处境日益窘迫，最终选择带领亲信撤往台湾。

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不断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日益低落，其中不少部队开始考虑起义。在此背景下，罗广文将军率领的15兵团在川西安德举行了起义，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关键贡献。

在1950年初，马士弘被派往西南军区，任务是汇报他的部队在川北蓬溪的重组情况给贺龙将军。当他紧张地准备汇报时，一场意外的重逢打乱了他的计划。在贺龙的身边，他惊讶地发现了多年未见的弟弟马千木，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马识途，目前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马士弘曾在国民党军中服役，而马识途长期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工作。两人的重逢象征着国家从分裂向统一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家庭再聚的象征。这场突如其来的重聚让贺龙将军也不禁感慨，知晓战争给无数家庭带来的分离和痛苦。在兄弟俩的交流中，马士弘分享了自己决定起义的过程和原因，而马识途则讲述了自己在地下工作的经历和成就。

两兄弟的对话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也加固了他们对新中国未来的共同期待。他们约定，待全国完全解放后，要带着家人一起庆祝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1960年，马识途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主任，肩负着推广党的政策和理念的重任。尽管这看起来不似前线战斗般紧张刺激，但要让广泛的群众理解并接受党的政策，在当时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下，并非易事。这要求政策解释必须清晰易懂，直达人心。

在此环境下马识途的文学才能得以充分利用。他将复杂的政策用浅显的语言表达，通过各种媒体和公共演讲，使得党的政策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增强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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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马识途的职业生涯迎来了另一个高峰。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被任命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这些职位的累积不仅证明了他在政治和文学领域的双重成就，也使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达到了顶峰。

虽然年岁已高，马识途在2005年仍然没有停下脚步，他成功出版了包含广泛主题的《马识途文集》，共12卷。此外，他的小说《夜谭十记》后被知名导演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该作品不仅在国内外取得巨大成功，更加深了马识途在现代文学和影视界的影响力。

马士弘与其弟马识途两人均享年百岁以上，留下了一套独特的长寿秘诀《马氏长寿三字经》：“不言老，要服老；勤思考，多动脑。”马士弘在他的百岁之龄时，还能每天上下攀爬共128层的楼梯，显示了其惊人的体能和健康状态。

据照料马士弘的护理员透露，他一生中从未沾染烟酒，每天的日常包括阅读与关注时事。特别钟爱的《参考消息》经常在他的手边，他通过它来持续关注国家和国际动态。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虽然有所下降，但他通过佩戴眼镜，仍旧保持与世界的连接，通过电视新闻更新自己的信息库。

生活中，他最珍视的时光之一是探望他的弟弟马识途。每隔几日，他都会兴高采烈地造访，每次推门而入都会大声呼唤：“我好久没来看你了。”这种场景虽常见，但每次都能感受到他们深厚的兄弟情谊。

2014年，马识途与他的三个兄弟姐妹马士弘、马子超和马淑君在这一年共聚一堂。这次相聚是为了庆祝他们父亲马老先生迈入百岁的长寿，以及家中长兄马士弘103岁的高龄壮举。马子超也已92岁，而家中的小妹马淑君虽然是最年轻的，也已经82岁。

在家族的老宅中，这四位耄耋之年的兄妹在镜头前重现了年轻时的欢声笑语。他们穿着简单的家居服，笑容满面，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和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尽管年纪已大，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乐观态度让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生活的美好和心态的年轻。

坐在客厅宽敞的沙发上的马识途先生，表情沉稳而从容，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智慧和对生活深刻的理解。他的右侧，是坐在轮椅上的马士弘，尽管行动不便，但从他的眼神和坚定的面庞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

站在他们背后的马子超，身材依然挺拔，显得格外健康。他的直立姿态表明了他无论年纪多大，都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而马淑君，作为家中的小妹，她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笑容中不仅有对兄长们的依恋，更有对这个温暖瞬间的珍惜。

兄弟俩

马士弘在2016年5月逝世，享年105岁，留给世界深刻的影响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马识途得知哥哥逝世的噩耗后，深受触动，沉默走入书房，用笔墨为哥哥撰写挽联，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鏖战沪上卫武汉，斗湘鄂战石牌，守国门英勇显赫八年抗战，隐退寒门历经沧桑，面对生死以坦然，晚年悟透生命真谛，逾百岁潇洒自如，真正的高人。”

马士弘晚年接受采访时，常将话题引向他年轻时参与的战斗。他曾深情回忆：“作为一名老兵，战场上生死已置之度外。”尽管家中多数亲人选择了共产党，他对自己曾经的选择有过反思，却也认为：“年轻时加入国民党军校，虽是曲折，但亲临前线除暴安良，实现了我的少年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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