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袁世凯称帝，他是＂祸首＂，＂保皇＂的他，如何成为共产党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于湖南望族，少年得志，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曾是袁世凯的重要谋士，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根据，被后人称为＂帝制祸首＂。然而，这位曾经的保皇派，却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革命者。他就是杨度。从保皇到革命，从帝制到共产，杨度的思想转变令人惊叹。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有如此大的转变？他在革命道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为何这位曾经的＂帝制祸首＂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让我们一起走进杨度的人生轨迹，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家世与早年经历
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一个显赫的军事世家。他的祖父杨树屏曾任湖南提督，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武将。父亲杨宗彝更是集文武双全于一身，不仅在曾国藩幕府任职，还担任过江苏候补知县。
然而命运弄人，杨度六岁时父亲病逝，这场变故让原本富足的家庭陷入困境。所幸伯父杨瑞生伸出援手，不仅资助家用，还为杨度延请名师授课。在伯父驻守河南商丘期间，更是将杨度接去随军学习，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政生涯打下了基础。
杨度自幼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在当地私塾读书时，他过目成诵，记忆力超群。十岁时便能背诵《四书》《五经》，乡里传为神童。1892年，年仅17岁的杨度便以优异成绩捐得监生，次年就进京求学。
1894年，杨度参加顺天乡试，以第55名的成绩考中举人，一时传为佳话。当时考场内外传诵他的策论文章，认为其文采斐然，见解独到。这次考试不仅让杨度获得了功名，更重要的是让他结识了一批同考的知识分子，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积累了重要人脉。
1902年，杨度追随新政浪潮，自费随湖南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期间，他广泛接触新思想，同时与各路人士交往。他的寓所成为留日学生的重要聚会场所，既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往来，又与梁启超等改良派保持密切联系。
1903年，杨度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一等第二名。这次考试本该为他带来光明前途，却因被指为新党分子而遭到清廷通缉。被迫再度逃往日本后，他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专攻法律与政治。
在日本求学期间，杨度广泛涉猎西方政治思想，对君主立宪制度产生浓厚兴趣。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的政体。这一思想为他日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埋下伏笔。
通过这段留学经历，杨度不仅开阔了眼界，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都能以博学多才的形象与之交往。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基础。
袁世凯幕僚时期
1908年，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向朝廷推荐杨度，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在袁世凯的力荐下，杨度被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总核，开启了他作为袁世凯智囊的政治生涯。
初入袁府，杨度主要负责为袁世凯分析时局和起草重要文件。他还受命在颐和园宪政堂担任讲师，为清朝权贵讲解宪法知识。在授课过程中，杨度将西方宪政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更易为清廷接受。这些讲座在当时的政界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权贵开始关注宪政改革。
杨度在宪政编查馆期间，积极推动建立宪政公会。他联合旗人悦钧等人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员长。公会提出在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并积极向朝廷和社会各界宣传宪政理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随即被任命为学部副大臣，成为袁世凯核心幕僚之一。在这个位置上，杨度积极参与南北和谈，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君主与民主之争。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杨度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1913年1月，袁世凯授予杨度二等嘉禾勋章，并委派他担任研究宪法委员会正会长。在这个位置上，杨度与章士钊一起起草了《研究宪法委员会宣言书》，为袁世凯独揽大权提供理论支持。
1915年，杨度撰写了著名的《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成为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文章中，杨度系统阐述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提出＂救国必行君主立宪＂的论点，主张在中国推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同年12月，袁世凯在杨度等人的支持下正式称帝。然而，这一决策立即引发全国各地的反对浪潮。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迅速在全国崛起。面对巨大压力，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
帝制失败后，杨度主动辞去参政院参政职务，并发表通电，承认＂君宪有罪，罪在度身＂。他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同时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6月，袁世凯病逝，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杨度被列为首要追究对象。为避免牵连，他不得不逃往天津、青岛等地的外国租界避难。
思想转折与新探索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在天津租界过着避难生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对杨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租界期间，他开始广泛阅读新文化运动的各类刊物，特别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政治主张。
1920年春，杨度通过旧友介绍，在天津结识了李大钊。两人就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多次长谈。李大钊向杨度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发展状况，并借给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谈话和阅读使杨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年夏天，杨度在北京会见了陈独秀。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杨度进一步了解到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他开始关注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并多次参加工人集会，实地考察工人生活状况。这些经历让他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政治改良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1921年，杨度在北京创办了《革新》周报，这份刊物成为他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了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批评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略。同时，他还在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译载了一些苏联的新闻报道。
1922年初，杨度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中，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与其他会员展开深入讨论。通过这些活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同年夏天，杨度以＂虎头陀＂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这些文章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也让他与更多革命人士建立了联系。
1923年，杨度参与组织了北京各界援助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活动。他积极为被捕的工人募集资金，并通过各种渠道营救被关押的工人领袖。这次行动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1924年，杨度开始与地下党组织有了直接接触。他的住所成为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为革命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在这一时期，他还参与组织了多次反帝爱国示威活动，并为进步学生提供庇护。
这一时期，杨度还与张申府、邓中夏等进步人士频繁往来，共同探讨革命道路问题。他们经常在北京饭庄聚会，讨论时局，商议革命策略。这些交往加深了杨度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
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杨度已经完全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他积极参与组织北京市民声援上海工人的活动，并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这次运动成为他投身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杨度正式向中共北方区委提出入党申请。考虑到他的特殊历史背景，党组织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在这期间，杨度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将自己的住所改造成地下联络站，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
同年7月，经李大钊亲自批准，杨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被分配到北方区委宣传部工作。利用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关系，他在《晨报》《京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党的主张，抨击军阀统治。
1927年初，杨度参与组织了北京市总工会。他多次深入工厂车间，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印刷、纺织等行业的工人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些工会后来成为北京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
4月，张作霖部队占领北京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杨度的活动引起军阁特务的注意。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转移到天津。在天津期间，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负责联络进步知识分子，扩大党的统一战线。
1928年，杨度接受党组织指派，前往上海。在上海，他与周恩来等人多次会面，商讨革命策略。他还参与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分析时局，宣传革命。这份刊物成为党在上海的重要宣传阵地。
1929年春，白色恐怖加剧，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为保证安全，党组织决定让杨度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主要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港澳地区的进步人士支持革命。他还与在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保持联系，为党的统战工作搭建桥梁。
1930年，杨度奉党组织指示，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形势更加严峻，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杨度以经商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他的商行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和帮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参与组织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发动市民抵制日货，声援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他还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杨度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还组织医疗队救助伤员，为难民筹集物资。这些活动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他多次受到跟踪和威胁，但始终坚持革命工作。
在这一时期，杨度还经常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往来，共同商讨抗日救亡大计。他们一起发起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这个组织后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
晚年与革命贡献
1933年，年过六旬的杨度受党组织委派，前往江西苏区。在瑞金，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白区的革命形势。
1934年初，杨度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他积极推动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组织编写适合工农群众的教材，建立夜校扫除文盲。在他的努力下，苏区的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同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因年事已高，组织决定让杨度留在南方坚持革命斗争。他辗转到达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他以文化界人士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联络进步人士支持革命。
1935年，杨度参与创办了《救亡日报》，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重要阵地。他在报纸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日。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杨度立即奔赴西安，参与调解工作。他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南京之间，向各方传达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努力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度随中共南方局转移到武汉。在武汉期间，他参与组织了＂武汉文化界救亡协会＂，团结文化界人士投入抗战。他还多次深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为伤员募集医药用品。
1938年，杨度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担任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他积极参与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边区的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同时，他还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教授，为革命培养人才。
1939年，杨度因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延安到重庆养病。在重庆期间，他仍然坚持工作，参与统战工作，联络民主人士。他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
1940年春，杨度病情恶化。在重庆住院期间，他仍然关心时局，经常与前来探望的同志们讨论革命形势。4月，他在重庆病逝，终年68岁。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
杨度去世后，他的大量革命文稿和史料被整理保存。这些资料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也成为后人了解这位从封建士大夫到共产党员的革命转变历程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