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女，1963年12月29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余华英案件

基本信息

姓名：余华英年龄：61岁（截至2025年2月28日）籍贯：重庆大足人文化程度：小学文化

余华英家境贫困，母亲去世后，她被迫辍学帮家里干活。17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更加艰难。1984年，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并育有一女。王加文因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独自外出打工，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并育有一子

2025年2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拐卖儿童罪犯余华英执行死刑。这一跨越30余年的恶性案件，终以法律利剑落下帷幕。

从犯罪到伏法的32年1993-2003年：余华英与同伙在贵州、重庆、云南等地流窜作案，拐卖17名儿童至河北邯郸，价格在3000元至12500元不等。部分家庭甚至被同时拐走两名孩子，导致亲情断裂、父母患病甚至离世。其中，有三对是姐弟或兄弟，甚至包括她的亲生儿子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抓，刑拘两个月后释放2004年：余华英因拐卖两名儿童被云南大姚县法院判刑8年，她在云南再次作案时被抓，与丈夫隐瞒真实身份，谎称自己叫“张芸”，丈夫叫“王伟”，服刑期间减刑3年，2009年获释2022年7月：被拐女孩杨妞花报案，贵阳警方抓获余华英，查明其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后经检察机关追加至17人。2023-2024年：案件历经一审死刑、发回重审、漏罪追诉，最终于2024年12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法院认定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符合《刑法》第240条“情节特别严重”的死刑标准。2025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余华英伏法。被拐儿童与失孤家庭：破碎的人生

余华英的罪行导致12个家庭骨肉分离，部分细节令人窒息：

余华英的犯罪始于对亲生骨肉的出卖，这一行为不仅突破了伦理底线，更成为其后续犯罪的“起点”：

余华英于1984年与王某文结婚并育有一女，后于1992年在重庆打工期间与龚显良非法同居并生下男婴。因经济拮据且关系不合法，两人通过中间人将男婴以5000元价格贩卖至河北邯郸。这一交易成为余华英的“首次试水”，并尝到非法获利的“甜头”。

陈丙连小儿子被拐案件基本信息

陈丙连的小儿子肖正俊在1994年7月19日于贵州省都匀市百子桥附近被拐走。当时，陈丙连带着5岁的儿子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弟弟在附近玩耍。突然，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陈丙连买冰棒给孩子吃，结果几分钟后小儿子就被拐走了。

陈丙连和丈夫为了寻找失散的儿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走遍了福建、山东、广东等地，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在此过程中，陈丙连的丈夫因长期的痛苦和压力去世，这对陈丙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2022年，公安部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成立专案组，经过艰苦侦查，最终在河北邯郸找到被拐儿童任某，并通过DNA比对确认任某为陈丙连失踪多年的儿子肖正俊。

2023年，陈丙连终于与失散29年的儿子团聚，但多年离散造成的家庭悲剧无法挽回。陈丙连表示，余华英毁了她的家庭，也毁了她的人生

杨妞花5岁时被拐，26年后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与亲姐相认，但父母已因长期抑郁离世；

1995年冬，5岁的杨妞花与父母、姐姐在贵阳麦秆冲的出租屋生活。邻居余华英（化名）伪装成友善的“奋斗夫妻”，通过频繁借碗筷、闲聊等方式与杨家熟络。趁杨父杨母外出务工，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签子”为借口将杨妞花骗出家门。途中，余华英对她实施暴力威胁，甚至用开水烫伤其头部，最终通过火车将其拐卖至河北邯郸某村，以2500元卖给一户聋哑家庭，更名为李素燕。

被拐后的生活 杨妞花在养家遭受虐待：养家奶奶初期尚好，后态度恶化，常因小事打骂她。12岁被迫辍学，14岁外出打工，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甚至被谣传为“童养媳”。她始终记得原名和父母的容貌，并通过梦境强化记忆——梦中母亲在山坡上呼唤“妞花”，这一场景成为她寻亲的精神支柱。 杨父杨兴民在女儿失踪后陷入绝望，放弃建房计划，终日酗酒，仅靠酒精麻痹痛苦。1997年（杨妞花被拐第三年），他因长期酗酒导致胃出血去世，年仅38岁。姐姐杨桑英回忆，父亲曾疯狂砸毁家中建材，深夜睡在车站寻找女儿，最终在生理与心理双重崩溃中离世。

母亲的精神创伤与死亡 杨母熊棉衣在失去女儿和丈夫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常出现幻听幻觉，如深夜赤脚跑出家门称“听见妞花在喊我”。1998年，她因身心衰竭去世，年仅32岁。临终前仍念叨女儿的小名，手中紧握输液瓶回流的半瓶血液，成为家庭悲剧的缩影

罗兴珍的儿女华兰、华白同时被拐，母亲在街头修鞋等待26年，最终精神崩溃。

1996年7月3日下午，罗兴珍的女儿胡华兰（7岁）和儿子胡华白（5岁）在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被余华英及其同伙龚显良拐走。余华英团伙通过长期蹲点、租房接近受害者家庭，利用孩子信任实施犯罪。

余华英此前已多次在贵州多地拐卖儿童，手段相似：租住受害者附近，通过接触建立信任后诱拐。华兰、华白被带至河北邯郸分别卖给不同家庭，华兰以3000元、华白以6000元的价格被贩卖。

二、罗兴珍的26年坚守：修鞋摊上的漫长等待

被拐当日，罗兴珍夫妇发动亲友搜寻15天未果后，决定分工寻找：丈夫胡照周辞去教师职务，辗转广东、福建等地打工寻子，同时通过工地零工维持生计；罗兴珍则留在都匀市原址（黑桥头修鞋摊）等待，认为孩子会凭记忆寻回。修鞋摊日收入不足20元，罗兴珍常捡废品、吃餐馆剩饭维生。因无智能手机，顾客需现金支付，收入微薄。

2016年警方为其采集DNA数据，媒体多次报道引发关注，但长期未获有效线索。夫妻两地分隔，丈夫仅回家5次，家庭功能彻底瓦解。

修鞋摊成为罗兴珍与时间对抗的象征：她更换了无数寻人启事，摊位位置、陈设保持原貌，试图冻结时空以延续与子女的联结。

持续26年的不确定性导致慢性焦虑、睡眠障碍和强迫行为（如反复检查街道）。

修鞋摊的封闭生活使其脱离正常社交，加剧孤立感与社会疏离。2022年警方通过DNA比对找到子女，但结果远低于预期：华白拒绝鉴定，仅短暂见面后离去；华兰完成鉴定但未相认，亲情纽带断裂。罗兴珍失去“寻找”这一生存目标，陷入存在主义危机。

案件侦破耗时26年，余华英2016年才落网，2023年一审死刑，2024年重审，正义迟来加剧无力感。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骨肉分离”被视为极致悲剧，长期舆论关注将其私人痛苦转化为公共符号，加重心理负荷。

此案促使贵州、广东警方完善DNA数据库建设，2016年罗兴珍血样录入成为关键突破点。

公安部“团圆”行动（2021年找回超万名儿童）及《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均吸收此类案件经验。

余华英案成为“拐卖一律死刑”舆论的典型案例，推动《刑法》对拐卖儿童罪量刑从严，2024年其死刑判决强化了司法威慑。

社交媒体时代，罗兴珍的修鞋摊影像成为反拐宣传标志，激发公众参与。

数据背后的创伤：根据《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报告》，70%以上失孤父母出现抑郁症状，部分甚至轻生。

司法与法律的较量：为何必须死刑？量刑依据：《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可判死刑，包括拐卖3人以上、造成亲属重伤/死亡、使用暴力胁迫等。余华英案符合全部要件。对比同类案件，如孙卓、符建涛案中，因定性为“拐骗”仅判5年，而余华英以牟利为目的，属“拐卖”，量刑天差地别。

2.司法程序严谨性：

案件历经两次一审、两次二审，补充侦查确认漏罪，确保“罪无遗漏”。余华英多次上诉、狡辩，但证据链完整，终审认定其“毫无悔意，态度恶劣”。打拐之困：成就与挑战并存技术突破：全国打拐DNA数据库自2009年启用，已帮助超1.7万名被拐儿童回家，2024年新增找回4142人。现存难题：买方市场需求旺盛：部分地区“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法律执行差异：对买方处罚偏轻（多数不追究刑事责任），导致犯罪成本低；跨境拐卖升级：犯罪网络隐蔽化、跨国化，侦破难度增大。国际镜鉴：严刑峻法与社会共治美国：失踪儿童启用“安珀警戒”，全民联动，拐卖儿童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欧盟：拐卖人口最低刑期5-10年，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泰国：拐卖15岁以下儿童最高判12年，辅以社会福利救助受害者。相较之下，我国仍需强化买方惩处、简化合法收养程序、完善儿童失踪应急机制。余华英的眼泪与社会的反思

当死刑裁定宣读时，余华英流泪了。这滴泪，是对死亡的恐惧，而非对罪行的忏悔。 她的伏法，是正义的胜利，却也是悲剧的注脚：

我们能否杜绝下一个“余华英”？买方的刑责是否应等同“人贩子”？如何修复被拐家庭的心理创伤与社会信任？

“天下无拐”不仅是法律的目标，更需全社会对人性底线的坚守。当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平安长大，余华英们的罪恶才会真正终结。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打拐办、央视新闻、新华社